《 “七七”事变纪实》1960年版[二]
骁铁 于2008-01-16 11:33:28发表于长城小站 行情报人员的派遣工作。第三，争取伪军反正。当时辽西、冀东、热河及察、绥等地，有不少伪军到处活动，有的还想乘机反正，应派人联系，积极争取。此项建议，亦得到宋的同意。
所有以上这些措施，还是宋到冀察后第一次采取的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积极作用的活动。后来，宋在一个座谈会的场合，曾对他的将领和幕僚表示：“我们要好好地训练队伍，充实力量，加强装备，等到国际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支兵力由察省向热河出击，拊敌侧背，以主力从正面打出山海关，收复东北失地，我们要在那里竖起一座高高的纪念碑。”宋之所以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并不是无因的。惜为时已晚，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原计划即被打乱。
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争取二十九军积极抗战的活动，除了通过二十九军内部人员直接地影响二十九军上层人物的抗战情绪外,并且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时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响亮地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对二十九军表示大力的支持。他们还经常乘着二十九军部队演习的机会（当时日寇驻东交民巷的部队经常出城进行示威性的演习，二十九军部队亦不示弱，就在日兵演习的第二天在原地演习），派代表前往慰问，并讲述抗日的重要意义。这些爱国青年的热情，更加激发了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情绪。
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国内部和平统一的实现，我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使得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遭到可耻的失败。但是它决不容许中国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它要断然地实行它的“国策”，迅速地发动对我国的全面的军事进攻。特别是当它得到了德、意法西斯主义者的支持以后，就越加暴露了它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疯狂面目。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激昂。
卢沟桥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这时，二十九军驻卢沟桥的部队为三十七师何基灃旅的吉星文团，另一团驻八宝山一带，旅长何基灃的指挥所设的西苑。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日寇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县城在卢沟桥北端）到长辛店地区演习，我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至晚始退去。七日我军接到报告说：日军今日出外演习，枪炮都配备了弹药，与往日情况不同。旅长何基灃当据以报告了正在保定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并促其速返。冯立即赶回北平，听取了何基灃的情况报告，并与何布置了应战的准备。是日夜间，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十一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县城的东方，我城内守军当即加以严密的注意。夜十二时，日使馆武官松井以电话向我冀察当局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结果失落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我方因其所称各点不近情理，显系别有企图，当即拒绝了他的要求。少顷，松井又来电话，声称：我方如不允许，彼方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又为我方所拒绝。同时得报：谓日军对宛平县城已取包围形势。我军政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当与日方商定，双方立即派员前往调查阻止。我方所派为河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及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等三人，日方所派人为冀察绥署顾问日人樱井、日军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等三人，于八日晨四时许到达宛平县署。寺平仍坚持日军入城搜索失兵，
我方不许。正交涉间，忽闻东门外枪声大作，顷刻间，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我军为正当防卫，乃奋起抵抗。我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发出命令，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并有“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之语。在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线的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等处曾被敌人攻占，至八日下午，我军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齐向敌人反攻，并与敌实行白刃战，复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夺回。
二十九军官兵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当时党领导下的北平各救亡团体慰劳和鼓励的影响，他们深刻地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不把这个敌人打败，全中国人民就有当亡国奴的危险。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中共地下组织即领导北平各界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并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益加增强了他们至死不退的决心。因此，我军官兵在劣势装备的不利条件下与敌作战，士气旺盛，人人皆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有不少受伤官兵坚持不下火线。某天夜间，敌人以坦克向我阵地冲来，我军以一连的兵力，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冲锋前进，终于将敌人的九辆坦克全部打退。附近居民看到自己的军队英勇杀敌，在中共领导下的各救亡团体的发动下，纷纷地冒着敌人的炮火，参加救护工作，把受伤官兵送到医院，送水、送饭、搬运弹药的群众，更是往来不绝。有的群众，看到我军伤兵，就感动得落下眼泪。长辛店铁路工人为了协助军队作战和固守宛平县城，很快地就在城墙做好了防空洞和枪眼。所有这些生动感人的事迹，益加振奋了前线的军心。
我军对日寇的坚决回击，是出乎日寇意料之外的。他们见势不妙，乃诿称失踪日兵业已寻获，向我方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实际是缓兵之计）。经双方谈判，于十一日商定停战办法三项：（1）双方立即停止射击；（2）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3）我方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另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但在协议成立之后，日寇并未撤退，仍不时以炮兵轰击宛平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城内居民伤亡颇重，团长吉星文亦负伤。敌人并于是日占领大井村、五里店等处，截断了北平至卢沟桥的公路。
为了加强卢沟桥一带的兵力，乃于九、十两日先后将驻保定的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五十三军万福麟部之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开到长辛店一带，计划在十日夜间袭击丰台之敌。九日晚七时左右，张自忠以电话询问何基灃前线情况后，对何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了个人去打仗。”何答以“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感到何的意志坚决，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何的直接长官，于是就叫军部给何发布命令，严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本来何已经商得冯治安的同意，决定乘敌人大部兵力尚未开到的时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其不意，予丰台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军部命令到达后，这一计划未能实行。从此，卢沟桥的战事和其它方面一样，就完全陷于被动。

三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潛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接着，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了有全市共产党员和革命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毛泽东主席号召：“每个共产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些号召，大大地激励了全国军民敌愾同仇、坚决抗战的信心，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的进攻。从抗战开始的第二天起，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立即动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联等救亡团体，组织战地服务团，出动到前线救护伤员；组织劳军团，携带大批的慰劳品，分赴前线及医院慰问；并进行了支援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如募集麻袋供作防御工事等等。在这一时期，冀察军政当局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声援抗战的电报和信件；还有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汇来一批批的款项，作为支援抗战和慰劳前线作战官兵之用；有不少国民党的将领发出通电，要求开赴前方参加抗战；海外华桥团体也纷纷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保卫祖国。卢沟桥的炮声，已经激起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民族义愤。
正当全国广大爱国人民一致声援二十九军、要求发动全国抗战的时候，在北平、天津的一小撮汉奸也大肆活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这正是为他们的主子日寇效忠的大好时机。汉奸齐燮元（过去齐曾建议宋哲元恢复北洋军阀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亲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寓所劝降，他对秦说：“如果与日方进一步地合作，就可以化戈干为玉帛。”汉奸潘毓桂、张璧、陈觉生等，并且乘此机会秘密进行拥戴张自忠、逼走宋哲元、使冀察进一步伪化、以遂其卖国求荣之愿的阴谋活动。
这时，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和妥协投降政策的蒋介石，由于看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团结救国的主张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由于在西安事变时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又由于日寇对中国的不断进攻日益威胁着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因而英、美帝国主义也希望中国对日作战，他感到在这内外形势的逼迫下，如果再公然地反对抗战，就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在七月十五日中共派代表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卢山会议之后，蒋介石即于十七日发表了对日态度比较强硬的谈话。但是他仍然是动摇的，不坚定的，仍然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并没有真正的抗战决心。他在谈话中还表明了和平解决需要固守的四点最低限度的立场，即：（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就是在这几点最低限度立场的涵义中，也仍然为和平谈判留有余地。
蒋在卢山发表谈话之后，先派熊斌到北平见宋，说明他的意图，随后又召戈定远传达命令给宋，大意都不出蒋在卢山谈话的范围，表示了对宋的信任和支持。至于是否准备抗战，在军事上应作如何布置，特别是对于正向保定方面开动的孙连仲与原驻保定的万福麟两部应如何与二十九军配合作战等具体问题，却一字未提。他依然抱着屈辱求和的幻想，一直到了非应战不可的时候，才被迫抗战。
当时宋哲元的态度，同样也是由祈求“和平”而发展到被迫抗战的。当他在乐陵原籍接到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二十九军总参议）、秦德纯等报告事变发生情况的电报时，虽然表现了惊讶与不安，但是他却认为事态不至扩大，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他在答复张等的电报中，说明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张、冯等在发出给宋的电报之后，并请邓哲熙前往乐陵，促宋速返，主持一切。宋对邓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这时，南京方面主张宋应先赴保定，看情况发展如何，再决定是否回平。但是，宋几经考虑之后，还是偕同邓哲煕等先到了天津。当然，他去天津的目的，不是抗战，而是求和。
宋于七月十一日到达天津。这时，日寇因后续部队尚未调齐，故在宋未到津之前，他们已向北平的军政负责人提出四项要求，与我方进行谈判，借以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作为缓兵之计。这四点要求是：（1）华军撤离卢沟桥；（2）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3）取缔抗日活动；（4）厉行反共。谈判的结果，于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状态。所以宋到天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情势似已趋向和缓，于是宋就在祈求“和平”的思想支配下，于十二日发表了如下的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宋到天津后，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接到何应钦自南京给宋打来的电话，何在电话中说：“日方增兵，我方应有准备，现在已命令孙连仲、万福麟率部北开”等语。张克侠向宋报告后，建议集中兵力，断然采取主动的攻势作战，经宋同意，张即将作战计划拟出。张自忠适于此时由平到津并发表谈话说：卢沟桥事件已和平解决，战事不至再起。故张克侠所拟计划未能下达实行。这时，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业已去职，接替田代的香月清司于十二日到津。宋为了对香月进行一些“摸底工作”，于是派张自忠偕同邓哲熙往见香月。会面时，香月对当时华北问题不表示意见，只是由他的高级参谋和知以傲慢的态度对张等说：“看看你们的历史，北平从来没有驻过兵”，意在威吓我方撤退北平的军队，以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十八日宋偕张自忠与香月作初次的会面，归后对人表示：“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实际上宋的“摸底工作”是失败了的，他受了日寇的愚弄。日寇真正的“底”是等待援军开到、部署就绪后，即展开大举进攻，并且在进攻的同时，迫使宋哲元离开冀察，并排除冀察内部一切不肯当汉奸的爱国分子，然后把冀察这个局面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组织。但是，宋哲元却把问题看得很简单，他认为既然香月已经表示了态度，和平解决总不至有问题。不过他对汉奸包围张自忠的情况已耳有所闻，所以在他离津回平之前，叫张留在天津，不让他去北平。
宋于十九日回平后，看到北平城内通衢各要路口均设有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当命令立予撤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也完全开启，并且在返平后的次日又发表了书面谈话，其内容是：“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望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相信，彼此推诚，促进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福祉。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拔，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这时，各方已陆续汇来大批的抗战劳军捐款，由于宋认为和平解决已有可能，竟通电表示谢绝。
宋回到北平后的开始几天，尽量在言论上和行动上制造缓和的气氛，似乎战事不至再起。实际上，情况却在急剧地向恶化的方面发展。当时日本国内的情况是：七月十一日，日首相近卫文磨晋见了日皇，并且举行了紧急阁议。十六日即调派陆军十万来华。十七日，东京五相会议，又决议动员侵华日军四十万。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确定了迅速实现它的灭亡整个中国的“国策”，一时的所谓和平谈判，不过是掩护军事行动的烟幕。因此，在中国方面，纵然不惜以重大的牺牲条件，来换取所谓和平的解决，但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从事变发生起，北宁铁路每天都有络绎不断的兵车自东北开进关内（北宁路局长是汉奸陈觉生，在运输上是完全为日寇服务的），同时还有从海运而来的大批敌军由塘沽登陆，热河省的敌军也经由古北口开至北平近郊。在敌空军方面，除了集结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的飞机以外，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空军基地，在这一时期内，每日派出飞机多架，轮番在北平上空和平汉路沿线进行侦察。当日寇援军调齐之后，复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驻军。二十五日晚间，廊坊敌人以修理军用电话为借口，与我军发生冲突，随即向我军射击，我军立即予以还击。二十六日晨，敌军以飞机十余架和猛烈的炮火向我廊坊驻军轰炸。二十六日晚，在北平广安门外有三十余辆汽车满载敌军，企图冲进城内，因我军奋勇抵抗，敌入城企图未逞。二十七日，冀东伪组织的保安队张砚田、张庆余率部反正，并将汉奸殷汝耕促获（详附录四），于是立即遭到敌军大部兵力的围攻。敌军并于同日向我南苑、北苑进攻，并且在当天的上午，在以军事进攻的压力下，向我冀察当局提出了最后通牒，限我三十七师（即冯治安师）于二十八日正午以前自北平附近退尽。当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持通牒往见宋哲元时，宋派张维藩代为接见，张将通牒送交宋哲元看过后，宋立即命张予以拒绝，并将通牒退还松井。同时，宋将情况报告了南京，并且表示“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随即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电文是：“自哲元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的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卢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御。十一日协议双方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二十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于二十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二十六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二十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推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气赐教，是为至祷。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叩感。”同时，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派张维藩为城防司令，并配备了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在这天晚间，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督师北上，协同作战。
二十八日，敌军大举向我南苑进攻。当时，二十九军军部已移驻北平城内，驻在南苑的部队共有四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兵力约七千人左右
。这时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已由河间、任邱北调，向北平增援。宋于二十七日派赵登禹为南苑方面的指挥官。赵于二十七日傍晚到南苑指挥部，以一三二师后续部队已过永定河，拟挨全部到达后再变更部署，不料敌军于二十八日拂晓即由西、南两面向南苑开始进攻，另以一部切断南苑至北平的公路，同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南苑由于事先未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营围作掩体，在敌人空军的轰炸扫射之下，部队完全陷于不能活动的地步，且通讯设备又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完全断绝，指挥失灵，秩序混乱。敌人从营围东面冲入之后，南苑遂告失守。我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向城内撤退时被敌人截击，相继阵亡。
当日寇节节向北平进攻的时候，我驻天津附近的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和旅长黄维纲等的策划下，进行了作战的部署，因师长张自忠去北平未回，故尚在待命出击中。至二十八日，得到日寇大举进攻南苑的消息，同时看到报纸发出二十九军克复丰台和通州保安队张砚田、张庆余两部已反正的号外，随后又接到宋哲元发出的守土自卫的通电，于是，李文田、刘家孿（天津警备司令）和马彥翀（天津市府秘书长）等，一面发出通电，响应宋的号召，一面调集天津保安队配合三十八师各路部队分向海光寺日寇兵营、北宁路天津总站、天津东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日寇进攻，自夜一时开始，先后与敌接触。此时忽接张自忠由北平发来电报，谓和平有望，但是各处已在激战中，亦无从制止。这时天津的战况是：海光寺已被我包围，因工事坚固，急切难于攻下；天津总站已经克复；天津东站，将敌人包围在一个仓库中；东局子飞机场仅攻占一部分。指挥部自接到张自忠电报后，即停止军事进攻，至二十九日晨，各方面进攻部队均纷纷撤退，敌军开始反攻，海光寺之敌以炮兵轰击河东，敌骑兵闯进南开大学校，将校舍全部焚毁。是役，我军民死伤极众，至午后战事始停。
当宋哲元初回北平的时候，虽然抱着和平解决的幻想，但是，由于日本国内的大规模军事动员，由于日寇对二十九军不断的挑衅和进攻，由于二十九军内部中下层抗战情绪的高涨，由于广大人民的全民抗战的强烈要求，由于全国舆论对他的激励和督促，他的态度逐渐地由主和转变为摇摆不定，终至转变为决心固守北平。当他在摇摆不定的时候，一方面仍然希望战事不至扩大，以便继续维持冀察这个局面；另一方面，又感到局势的严重性，不能不作应战的准备，但仍然表现了犹豫不决，当他对部队发布命令的时候，并没有作出全面的作战计划。而且在要求部队“积极备战”的同时，还提出了“尽量避战”的附加条件。他虽然最后（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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