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纪实 》 1960年版[一]
骁铁 于2008-01-16 11:32:15发表于长城小站 注：《“七七”事变纪实 》是 何基沣 邓哲熙 戈定远 王式九 吴锡祺 五位亲历者1959年的合作作品，发表于1960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的第一篇，中华书局出版，当时是内部刊物；1975年由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基本保持原貌；2001年文史出版社再版时，做了大量删节而未加任何注释，更未征得原著作权人的同意，从而引发了著作权纠纷的诉讼，已诉至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未果。 现今1960年版的原文已很难找到，今特全文转贴于此。

“七七”事变纪实

何基沣 邓哲熙 戈定远 王式九 吴锡祺

一
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又在一九三三年以武力侵占我热河省以后，暂时改变了对我国的侵略方式。它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外交，先后签订了《塘沽协定》①和《何梅协定》②以攫得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主权；另一方面，积极扶植汉奸亲日派进行拚湊伪组织的活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嗾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便把这一地区完全地、直接地控制在它的掌握之内。
在《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之后，特别是冀东伪组织出现以后，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已经一步步地走向所谓“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进一步使“特殊化”的范围不断扩大，“特殊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正在这个时候，萧振瀛经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同意，进行了倒黄（黄郛）拥宋的活动。
宋哲元在任察哈尔省主席期间，由于日寇的挑衅行为，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间发生了察东事件（详附录一），同年六月间又发生了张北事件（详附录二）。在亲日派何应钦之流看来，宋哲元如果继续主持察政，对于贯彻他们的屈辱外交政策是极为不利的。当时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在张北事件发生后，日寇有意将问题扩大，何为谋解决这一问题，曾赴南京商讨对策，并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建议，以宋在察省不断与日人发生摩擦，迟早终须易人，与其待日人提出而被动地撤换，不如由我主动撤换为宜。汪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六月十九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所遺察省主席一职，由察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暂行代理，同时，并准备将二十九军调离华北，以免与日寇发生冲突。宋事前对此毫无所闻，以事出意料，得悉之后，颇为愕然，当立即于二十日离张家口返回天津寓所。宋到津后不数日，蒋介石电召宋去重庆（蒋这时在四川视察），宋因免职事对南京颇怀怨望，故称病不往。
①一九三三年二月底日寇侵占热河后，又大举进攻长城各口，我国驻长城沿线各部队曾进行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忙于进行“剿共”内战，不派主力部队北上援助，不久，日寇经滦东等地进逼平津。何应钦与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遵照蒋介石指示，派熊斌于五月三十一日和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停战协定》五款于塘沽。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三省及热河省，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并且把整个华北都置于日军监视之下，为日本进一步控制华北、策动华北“特殊化”准备条件。
②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及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以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侵入非武装区域、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华北的统治权，并由东北调遣大军入关，威胁平津。六月九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正式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强硬《觉书》。何应钦根据国民党中央电令，于七月六日复函梅津，全部承认日本要求。这个协定规定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中央宪兵、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撤消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取消河北省的反日活动。这个协定为后来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一系列的丧权辱国事件扫清了道路。
萧振瀛是一个颇有野心的政客，由于他对二十九军的建立和发展曾经出过力，故深得宋哲元的信任。这时，他正营谋在华北取得一个市长的位置（他的目的是北平市或天津市），宋既被免去察省主席职务，而二十九军又将撤离华北，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活动。他希望二十九军留在华北不动，但又不能违抗南京的命令。适于此时，在六月二十八日，北平城突然遭到汉奸白坚武便衣队的袭击（详附录三），引起了北平当局的惊慌失措。萧振瀛乃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利用他的北平军分会委员的身分，以北平兵力单薄、防务空虚为词，向军分会建议将二十九军之一部移驻北平，以巩固城防。经军分会负责人鲍文樾同意后①，萧即以电话通知了张家口二十九军军部。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得到开拔命令后，立即以紧急行军的动作，在数小时内就由察省开驻北平四郊，控制了北平市。萧振瀛造成了这一既成事实之后，就为他的进一步展开在华北的活动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他又意识到，由《何梅协定》造成的华北驻军的限制，如果不与日本方面妥协，二十九军在华北仍然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就采取了假借日寇驻华北军人的声势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法，借以为宋哲元要求更高的名义，为二十九军索取更大的地盘。他一方面迳电蒋介石，申说日寇内侵，因见二十九军拼命抵抗，有所顾忌，才肯停战，如将军队撤走，华北豈不断送；并说黄郛甘心卖国，绝不容许，要保华北，必去黄郛。另一方面，他又由汉奸陈觉生的介绍，在天津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賢二取得联

①这时何应钦已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逃回了南京，蒋介石赖以在华北维持其血腥的法西斯反动统治的工具—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已撤离了北平；曾扩情主持的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蒋孝先部宪兵第三团和河北省及平津两市的国民党省市党部等，也都随之滚出了华北；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均被撤职；东北军于学忠部五十一军也被迫撤离平津；北平军分会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行。

系，说明前此相见以兵，彼此均系执行国家任务，现既签约言和，便当捐弃前嫌,化敌为友;并说,黄郛不过是一个空头政客,遭到军人反对,他亦不能解决问题。日方亦知拉一黄郛，于事无济，不如利用宋、萧作为其统治华北的工具，遂同意支持萧的主张。
蒋介石闻宋、萧有联日活动，即派亲日分子张群以“局部妥协，不如全面妥协”为词，游说日本驻华大使有吉，要求日方压迫宋、萧接受撤军的命令。萧得此消息后，立即找酒井、土肥原要他们警告有吉拒绝张群。有吉接到警告后，即不再与张群见面。蒋见计不获售，乃又派何应钦带同熊式辉、陈仪分途北上。何、熊先到北平，陈取道天津，向日驻屯军联系，仍企图实现张群的计划，又遭日军拒绝，不得已始由熊式辉、陈仪同往会晤宋、萧。萧对熊、陈表示：“黄郛不去，一切都谈不到”，并说：“中央如能相信我们，我们就可支撑这个危局，决心死守华北，一切听命中央。”同时，萧并建议改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宋哲元代替黄郛为委员长，并按照该会原来建制，辖华北五省三市。熊等看到势已至此，别无解决途径，乃携萧方案向何复命，经何请示蒋介石后，缩小范围，只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并更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同时并任命宋哲元兼河北省主席，张自忠为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萧振瀛为天津市市长（后萧被宋免职，天津市长由张自忠接替，刘汝明接替察省主席；以后宋又让出河北省主席，由冯治安接替）。
冀察政委会虽然在名义上仍然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但是，用人行政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宋的手里。在财政方面，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等收入，也完全由冀察政委会截留支配，并且用这些收入来扩充军队，购买军械，实质上已经成了变相的自治。事后曾有人问萧：“华北情况复杂而危险，决非长治久安之局，你们造成这个局面的目的究竟何在？”萧答：“我们的目的是名利双收，有了地盘，大家就有官可作，有财可发，这就是利；如果日本人压迫我们，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就起来抗战，这就是名。”冀察政委会就是在这样投机取巧、行险侥幸的思想支配下产生的。
冀察政委会既然是在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情况下的产物，因此冀察政委会的本身和宋哲元的思想和行动也就表现了各种矛盾。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宋哲元对日寇的态度，是既有妥协的成分，又有不妥协的成分。他的对付日寇的办法，是“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他的口号是“不说硬话，不作软事”。他对依附于日寇的汉奸亲日派，是既不倚重他们，又不得罪他们，而是用羁縻笼络的办法，防止他们捣乱。表现在对内关系上，他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是既要保持隶属的关系，又要行使自治的实权，而一旦遇到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时，便又推到南京去解决。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虽然一贯反共，但不赞成“剿共”，他的看法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成不了大事，但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杀中国人”。他对于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虽不表示反对，不主张对游行的学生采取血腥镇压的办法，但也不同意在冀察范围内举行游行示威，认为游行示威不能救国，反而会招来麻烦。因此，他最初对学生游行示威也曾采取过捕人、打散等方式，但不久就转变为包围封锁和派人劝导的方式。
宋哲元为了使冀察这个局面能够在矛盾重重的环境中存在，他就不可能站稳坚定的政治立场，不可能表示鲜明的政治态度，不可能确定明确的政治方向，因而也就不可能决定应付非常局势的决策；他的思想情况，始终是矛盾的、动摇的。当然，他的这种态度也就遭到了日寇的极大不满，认为他没有与日本亲善合作的诚意。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冀察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就是向日寇投降，要么就是与日寇决裂，敷衍是行不通的，更是不能持久的。
当时的矛盾情况也反映到冀察政委会内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一小撮汉奸亲日派，如齐燮元、潘毓桂、张璧、陈觉生等人，在日寇的嗾使下，尽力使冀察进一步地伪化，并且挑拨、分化二十九军内部的关系，从二十九军上层寻找可被利用的对象，作为效忠日寇主子的资本。他们窥伺到张自忠在一些名义、地位、权力等问题上对宋有所不满，于是乘机包围张自忠，并且在张与日寇之间拉上了关系，这就使得张自忠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他们的圈套，成了被他们利用的工具。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二十九军绝大多数官兵都是有爱国思想的，特别是由于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他们都有着不愿意当亡国奴和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和要求。但是，其中又有程度上的不同。在上层人物中，有的人虽然也有爱国思想，也要抗日，但是他们又留恋于个人的名义地位，他们的抗战意志并不坚决。惟有二十九军的中下层，抗日情绪的表现最为明显，他们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在日寇面前从来没有表示过畏缩和退让，他们曾经和日本军队发生过不少次大大小小的冲突。
总的说来，冀察这个局面，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特殊的局面。它既不同于一般国民党的行政区域，又不同于当时在日寇卵翼下的冀东伪组织。因而它的政治态度和行动上的表现，有它一定的特点。
所有这一切，正是冀察当局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对抗战问题摇摆不定，终至因循坐误，造成军事上重大失败的历史根源。
冀察政委会成立后不久，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在日寇的嗾使下，拟出一个所谓“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送给宋哲元，宋看过后立即焚毁。日寇看到这条计策行不通，以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上的压迫，陆续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如：修筑津石铁路（天津到石家庄）问题、开发龙烟铁矿问题、修改海关税则问题、开辟航空线路问题、收购华北棉花问题、长芦余盐出口问题，等等。宋对于这些问题，既不敢明确地拒绝日寇的要求，又不敢悍然地出卖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于是就采取了敷衍推诿的办法：首先是拖，到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就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借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如对长芦余盐出口问题，就是经过南京财政部批准的。有的问题是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如对于设立航空公司的问题，经过长时期的反复磋商，才委派了张允荣为“惠通航空公司”的总经理负责筹备工作，直至“七七”事变发生，亦并未正式开办。在收购棉花问题上，还引起了日寇的不满。日寇企图在压低收购价格的情况下，对华北棉花实行垄断。当时天津商品检验局向宋建议发放大量棉农贷款，以抵制日寇的贱价收购。这对于日寇的垄断政策，当然是不利的。此外，如开矿、修路等问题，因关系更为重大，都是一再推说须向南京请示后方能进行。以上这些问题，均系日寇以口头向宋提出而进行商谈的。宋对这些问题，是在既不敢拒绝、又不能同意的情况下，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把问题摆在那里。而日寇的企图是不达目的不止的，宋的这种做法，招致了日寇的责难。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提出了书面的所谓“经济提携”的条款。
当时日寇向宋提出这个条款的经过是这样的：某天，汉奸陈觉生来见宋，谓田代司令官邀宋赴宴，但并未说明商谈任何问题，宋即偕陈前往。宋到后，田代已预先备妥缮就的“经济提携”条款，请宋签字。宋看到当时情形已成实逼处此情势，于是就在这个条款上签了字。宋归后，在接见他的高级将领和幕僚时，神色异常，心情沉重。他说：“我们负有军事责任的人。今后如赴日方的邀约，必须预先作好发生意外由何人来接替任务的准备，以免遭到要挟。”并说：“日本人提出这个条款，在被迫的情况下签字，是完全无效的，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拖而不办”，宋当时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报告了这一事实的经过。这个所谓“经济提携”的主要内容，都是过去已经提出过的问题，即修路、开矿、关税、通航和收购棉花等问题。这次日寇提出的目的，就是把问题用书面的形式使之条约化，迫使冀察当局不得不履行这个条约。条款提出之后，日寇即不断地逼促实现，特别是对修路、开矿两个问题催促更急。宋不敢自作主张，即派戈定远向蒋介石请示。蒋的答复是：“如万不得已时，矿可开，路不能修。”第二次又派李思浩前往见蒋，蒋的答复仍然是：“矿可开，路不能修。”宋因无法应付日寇的要求，而日寇对宋又愈逼愈紧，于是宋在穷于应付的情况下，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避往山东乐陵原籍，借以拖延一时，徐图应付之策。

二

在冀察政委会成立后，日寇对冀察当局不仅实行以上的压迫，而且在军事上也实行步步进逼。一九三五年冬，日寇指使刘桂堂匪部由察东向河北省窜扰，企图在房山县一带建立盘据的据点，以威胁北平的安全。经我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击溃，向南逃窜。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日寇步兵一个中队在丰台演习，在中途与我军相遇，因让路发生争执，遂起冲突。经双方派员前往调停结果，我驻军由丰台撤出。事态虽未扩大，但日军竟以此为借口，增兵进驻丰台，并且进一步要求在丰台至卢沟桥的中间地带修筑营房及机场，均被拒绝。一九三七年二月，日寇又指挥冀东“民团”宁雨时部三千余人，企图通过昌平、南口之线向西活动，又由我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包围歼灭，并捉获日人三名，供出他们企图包围北平西面和北面的阴谋。
在“七七”事变发生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寇军队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寇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寇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等土匪队伍。仅有北平的西南面，尚为我二十九军部队所防守。
当时，北宁铁路沿线既为日寇所控制，而位置在平汉路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在军事上，我军掌握了这个据点，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为敌人所掌握，则北平就变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死城。所以卢沟桥这一战略据点，就成为军事上必争之地。
日寇在当时的企图是：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路，使北平陷入四面包围的形势，以便加深冀察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后方，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这时，二十九军共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并且把地方保安部队编成两个保安旅，作为正规军训练使用，总兵力不下十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各部队驻防的位置是：一四三师刘汝明部驻察哈尔省及平绥铁路沿线（河北省境内）。一三二师赵登禹部驻河北省任邱、河间一带。三十八师张自忠部驻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并以一部驻南苑。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师部驻西苑；何基沣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刘自珍旅驻北平城内，陈春荣旅驻保定、大名等地。二十九军特务旅孙玉田部驻南苑，以一团驻城内。骑兵第九师郑大章部，师部和骑兵一团驻南苑，其余两团分驻固安、易县等地。石友三和阮玄武的两个保安旅，分驻于黄寺和北苑。
由于宋哲元一贯抱着与日寇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幻想，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在《田中奏折》中确定了灭亡中国的国策，并且于一九三六年八月间，在日本首脑集团会议上又通过了一个叫作“基本国策”的文件，其中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新的进攻，并且很快地就实行了国家规模的战时动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对冀察的压迫也就一天比一天加紧。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以后，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鉴于冀察形势的严重，对二十九军上中层也积极进行抗日争取工作。当时二十九军内部有不少人与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工作联系，如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等，当时均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积极推动二十九军抗击日寇。宋哲元这时的处境，一方面是日寇对他施加种种压力，一方面是人民以民族大义对他进行督促，虽然他对抗战并没有决心，但形势逼着他不能不作抗战的准备。有一天（时间约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宋召集幕僚研究对日的对策，并要参谋人员提出方案。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与南京接近）根据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方案。副参谋长张克侠即向中共组织报告了此事的经过，中共组织立即决定由张克侠出名提出了“以攻为守”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
（一）日本进占华北、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国策，早已确定（详《田中奏折》），现正大量调集军队，准备向华北进军，我们除了抗战与投降二者择取其一而外，别无他法可以挽救我军之危机，应付只能是暂时的，决无法满足日寇之欲望。（二）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日寇进逼，中央（指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以下同）不管。蒋介石并令关麟征、黄杰等部集结新乡一带，扼守黄河北岸，意在与日寇夹击，消灭我军。如果我们撤退，将退到那里去呢？黄河以北既由中央军驻守，不会叫我军退到河南；山西的阎锡山向来闭关自守，也不会让退到山西；绥远的傅作义也是如此。我军如果撤出平津，只有在保定、石家庄平原地区挨打受气，军民怨恨，后援不济，势必形成日寇、蒋军夹击之势，我军将不打自溃，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三）我军爱国教育，素不后人，抗日士气，极为高涨。喜峰口之役，痛击日寇，被誉为抗战之民族英雄。现平津各界及全国军民，均希望我们能奋起抗战，为国争光，此我军报国立功之良机，决不可失。为今之计，不妨暂与日寇委婉应付，但必须作积极抗战之准备，必要时以攻为守，一举攻占山海关，缩短防线，扼守待援，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如此必能振奋士气，得到全国人民之同情和支持。中央在全国军民愤激情况之下，决不敢袖手旁观，不予支援，其夹击消灭我们之企图，必将不售。在我们发动抗战后，只要能坚持一个时期，最后就是失败了也是我们的胜利。如马占山在东北之抗战，十九路军之淞沪战役，虽败犹荣。在全国人民支援之下，我们还有重整旗鼓之可能。如不此之图，不战而退，必为全国军民所痛骂，将士离心，军心涣散，群情激愤，后援无济，我军此时将退无可退，守无可守，战不能战，和不能和，他人乘我之危，分化瓦解，将何以自存，此最危险不过之下策。
宋对此方案极表赞成，即命张克侠本此方案积极作抗战的准备工作。张即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提出了如下的建议：第一，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当时二十九军在南苑的军事教导团还讲授四书五经一类的课程，张建议在此非常时期，应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和国际时事教育，经宋同意，即聘张友漁（中共地下党员）和温健公（进步教授）担任教导团教官，他们的讲课，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同时，教导团内还有冯洪国、朱军（中共地下党员）等作组织工作，所以当时南苑的抗日空气极为浓厚。此外，中共组织还发动了一批进步的大学生（包括共产党员和党领导的民先队员）参加了在西苑举办的军事集训。大学生军事集训由何基沣负责，何对学生讲话表示抗战决心，有时讲的声泪俱下，全体学生抗战情绪极为高涨。第二，加强情报工作。当时宋对敌情了解很少，张建议成立情报处，深入敌后，到东北、热河等地了解敌人兵力的部署及其动向。经宋同意后，即派靖任秋（中共地下党员）任情报处长，积极进（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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