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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城考实
华夏子·著 长城小站·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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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明朝修建长城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古代社会,从传说中的古部族,到后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割据与统一,多是靠战争立国的。所以中国古代社会,由于战争的制度和措施,比其它任何制度和措施都更早地完备和发展起来,长城也是这样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长城是人类伟大的建筑工程,表现了我先民坚强的毅力和巨大的创造力,但历史地评价长城,它完全是用于军事目的的产物,是作为永久性的防御工事而修筑的。
  纵观长城的历史,可以看出,大部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整体或某个方面比较弱的一方,才修筑长城。长城用于军事的目的,是修长城的一方,想凭借长城保持与敌方的抗衡。所以研究任何一个朝代所修建的长城,及长城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作用,都离不开宏观地研究发生军事冲突的双方的国势盛衰、战略思想等方面情况。
  明王朝是在推翻蒙古贵族的元王朝后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其相互的敌对的关系.虽然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蒙古族各部曾先后臣属于明王朝,但这种臣属关系时断时续,在很多的时间里,双方则仍处于对立冲突之中。
  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最初提出的宣言是要改变“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局面,但到后来便又针对蒙古族的统治,提出“以夏治夷”,恢复汉族统治。1这样本来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可从形式上看却变成了汉民族同蒙古族的民族战争。
  元至正二十八年即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军队很顺利地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被迫退回“塞北”。元王朝更被推翻,但其军事实力仍然很强。元顺帝仍把握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占有东亚呼伦贝尔猢,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至现在长城一线的广阔的领土。在陕西、甘肃则有河南王扩廓帖木尔的十八万人马。在辽东方面有右尉纳哈出指挥下的二十万军队。在云南则有元宗室梁王的一支力量。元顺帝以辽东和陕甘为左、右翼,居中调度,时刻都在想收复失地,重主中原。所以在明朝初年,明中央政权同北元还打了几次浪激烈的大战。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元顺帝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是为昭宗,仍称大元皇帝。这时明王朝的部队击破了扩廓帖木儿在陕、甘地区的部队,扩廓帕木尔率残部逃至和林。2
  明王朝为消灭掉对中原威胁最大的,盘据在和林的扩廓枯木儿部队,于洪武五年春正月(公元1372年)。出动十五万大军分三路进击漠北。大将军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趋和林;左副将军李文忠为东路出居庸关至应昌;征西将军冯胜出金兰取甘肃。这次出击,中路徐达部在杭爱岭北被扩廓帖木尔的部队打得大败。东路李文忠部因不知中路已败退,孤军深入漠北,遭到蒙古军强大袭击后,奋战而回。3仅西路冯胜都从金兰(今兰州)西进.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了甘州、庄浪诸卫,明王朝由此时起,弃敦煌划嘉峪关为界,开始经营河西防务。
  这次大举进攻漠北,全面来说是以失败告终的。这次失败使明廷认识到,就当时力量是不可能彻底消灭蒙古族军事力量的。虽然以后又有多次对蒙古族的征战,但也是以攻为守,并没有改变战略上的防御局面。
  中原地区,由于元王朝残酷的统治制度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华北、东北、西北,人口大减,土地荒芜;而南方,元代时在权贵们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之下,生产力也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明王朝要想巩固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明王朝无力彻底解决蒙古族在塞北的压力。所以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并批准了淮安侯华云龙提出的“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的奏议”。4修筑了从北京东北和西北部燕山山脉,到军都山山脉上的关塞隘口。明王朝在巩固边防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促进了明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缓和了阶级矛盾。
  明初经营边务,修建巨大边地防御工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最,对蒙古贵族发起强大的攻势。
  洪武四年(公元137l年)以后,连年经略辽东。辽东当时属山东布政司,只有军事建制,而无行政建制。在定辽都卫(后改辽东都司)下增设了许多的卫所。在辽东今长春、农安一带尚有蒙古勇将纳哈出所指挥的几十万人,不断伺机进攻边地。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一月,曾攻陷牛家庄,此役“烧仓粮十万余石,军士陷没者五千余人”。5
  经过十五年对辽东边务的经营,明廷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二月,派大将军冯胜等率十万大军,开始了对蒙古纳哈出部的征战。六月,纳哈出为明廷强大的力量所慑服,不战而降。6接着明廷派大将军兰玉等,率师十五万,进攻北元王脱古思帖木儿所在地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脱古思帖木儿仅以数骑逃走。脱古思帖本儿本想逃往和林,奔土剌河畔,途中被其部下所杀。7这样北元势力瓦解了。北元瓦解之后,分裂为三大部分:在今辽河及迤北地区的兀良哈部,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的鞑靼部;在今科布多河和叶尼塞河地区的瓦剌部。在明廷的打击下,大部分于洪武二十一年左右,先后归附明廷。稍后又相继叛去,继续进攻明廷边地。
  洪武二十三年至洪武二十九年,明廷又发动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对蒙古族各部的征战: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春,晋王朱枫,燕王朱棣率师,北征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等。8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春夏之际,前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率大军征讨兀良哈三卫。9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夏,北平都指挥使周兴率大军出居庸关远征塞北。10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春夏之际,都指挥周兴,和都督宋晟、刘真等合兵证付兴安岭东侧的女真地区。11
  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春,燕王朱棣率师出大宁塞北征。12
  经过这五次战役,基本上奠定了明王朝边地的稳定局面。此后,明王朝虽仍很重视北方边地的防务,但仅是加强边将出边巡逻而已,并无需大筑长城。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死。长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洪武年间为巩固朱氏王朝的统治,朱元璋将诸子分封为王,各王拥有护卫兵士三千人至一万九千人不等。燕王等因驻守边地,握有兵权,则势力更大。建文帝即位后,鉴于诸王权重位尊,势力太大,威胁皇权,故决定削藩。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号称“靖难”,从北平举兵南下。建文帝也多次遣将派兵前往征伐。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燕王攻占京师(今南京)建文帝死于宫中(一说逃走),燕王登基改元永乐。
  整整四年的“靖难之役”期间,明王朝无暇外顾。洪武年间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北方防御的稳定局面又被破坏。刚刚登基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明成祖立即开展对蒙古族的征讨;同时,又由于蒙古族失去首领,鞑靼、瓦剌两部酋长连年激战,相对削弱了侵扰明王朝边境的力量。明朝采取了招抚政策,边地虽经常遭到骚扰,但相对来说还算安定。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故元嫡裔坤帖儿的弟弟本雅失里继承汗位,断然拒绝成祖的温和诏谕,杀了明廷派去的招抚使。明廷以此事件为借口,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秋七月,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北征。因丘福率部轻进,深入胪朐河以北,陷伏,全军覆没。13
  永乐八年(公元至1410年)二月,明成相亲率五十万大军出居庸关北征鞑靼部,调用战车三万辆,运粮二十万石随军行动。在斡难河畔(今鄂嫩河)打败本雅失里的军队。14本雅失里逃至瓦剌部后被瓦剌所杀。这次出征除击破了本雅失里外,还在归途中打败了阿鲁台部,使其屈服归顺。
  明代为便于防守,将长城沿线,分成九大防区,这便是明长城的九镇。永乐七年,明成祖开始北征前,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首批设置四镇同以后所设的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及再后设置的山西、固原二镇合称九镇。15
  鞑靼部败后,蒙古瓦剌部的势力却日益强大起来。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明廷见瓦剌的马哈木等部率兵渡过饮马河(今克鲁伦河),威胁明王朝的统治。成祖于当年三月,再次率五十万步马官军来征。两军决战于忽兰忽失温(今乌兰巴托东南),双方经过激战,明军凭借先进的铳炮优势打败了瓦剌军,并乘胜追至土剌河畔。16
  蒙古族瓦剌部势力衰落后,阿鲁台部势力大振。明王朝曾不断协助阿鲁台,以对抗瓦剌。阿鲁台部强大后,联合兀良哈部在永乐十九、二十年屡犯明边。
  为了加强北边防务,抵抗蒙古族南下,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将首都由南京迁到北京。并于次年二月集天下兵马,亲征塞北。17这以后又于永乐二十一、二十二年进行了两次亲征,但都因阿鲁台闻讯远遁而无结果。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十八日成祖在东征途中死于榆木川。18明成祖五次亲征漠北,本想立威定霸,但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明成祖在大事证讨的同时,也很重视建立长城防御体系。《明史·兵志》载:(永乐)“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收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王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族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了。由此以后加强北方防务,修建长城防御体系便显得越来越重要。
  秦汉之际在北部设防,修筑长城,始终是凭借阴山和黄河天险来构筑防御线。但到明代,这些天险已非其属,永乐以后又先后放弃了大宁卫、东胜卫,明代整个防御线被迫南移数百里,至山西大同、陕西榆林一带。而大同、榆林地区则基本上无险可依,为遏阻蒙古族南下,只好靠多修长城,广建城堡,以加强纵深防御,补充地利之不足。
  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即位,自称太师淮王,这时蒙古可汗脱脱不花只是虚设。也先以追捕仇人为名自北而西,又自西而东征服了蒙古各部族,使其完全统属于他。
  明王朝见也先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预见到将要和明廷发生冲突。《明史·英宗本纪》载:八月“甲戌,敕边将备瓦剌也先,九月丁亥,靖远伯王骥、右都御史陈镒经理西北边备”20明王朝渐趋中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加强防务。
  明王朝自英宗即位后,经景帝、宪宗、孝宗七十多年,是中衰时期。这时期宦官当权,政治腐败。经济上土地高度集中,一大部分自耕农,甚至中小地上在大地主及官吏的重重盘剥下破产,而有权有势的大地主及官吏大量侵占土地后,又不纳田赋,明廷出现了财政危机。为了增加明廷的财政收入,把大地主、官吏应交纳的田赋转嫁到农民的身上。农民在无法忍受的压榨之下,纷纷揭竿而起。
  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广西和尚杨行祥的起义,浙江人叶宗留率领的破产农民的起义,福建皇丰、福安等地银矿矿工起义,福建邓茂七为首的农民起义。21为镇压农民起义,明廷增加税赋以适应军费的支出。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明朝走向中衰,集中反映在财政危机和农民起义这两个问题上。
  瓦剌也先在统一蒙古后,窥伺到明廷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便认为南侵时机已到。据《明实录》英宗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十一月丁未条载,也先怂恿脱脱不花进攻明朝时说:“王不为,我将自为,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22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瓦剌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开始大举南犯。引起这次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朝贡和赏赐的问题。
  朝贡即通贡,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臣服于朝廷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每年派贡使携马匹等贡品向朝廷进贡。朝廷则按贡品的质量、等级发给银两及游牧地区所需物资作为酬价。还要给进贡的部落首领和贡使以大量赏赐。自永乐以来,瓦剌每年都有贡使于十月入大同,十一月入北京进贡。第二年春贡使带着朝廷的赏赐,由北京出发,二月离大同而回。贡使人数最初只有数人,后来由数十人增至数百人。
  正统十三年,瓦剌派往朝廷的贡使竟然增至三千五百多人。明廷礼部核实所来人数,发现实有二千五百多人。朝廷责其虚报人数,冒领赏赐。贡使回去后,瓦剌也先遂以此为借口,分兵四路向辽东、宣府、大同、甘肃四镇长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也先率主力居中进攻大同。大同件急,震惊了朝廷。英宗朱祁镇,年纪很轻,是个缺少政治经验又不懂军事的皇帝。他所宠信的宦官王振,力主英宗亲征,自信以“御驾亲征”之威,便能吓退瓦剌部队。英宗为王振甜言蛊惑,不听诸大臣的劝阻一意孤行,于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这支庞大的部队出居庸关后于八月二日到大同。一路数遭风暴,士兵受寒多病,士气大减。大同镇守郭敬把惨败真情告知王振,王振恐慌之至,急令班师。大军至宣府,正遇瓦剌前锋伯颜帖木儿,其探知英宗在此,便急报也先。而明军在退兵路上,王振为了显示自己在朝中的威风,挟皇帝“临幸”他的老家蔚县。大军出发之后,王振又恐五十万大军过其家毁掉田里的庄稼,便又下令改回原路。这样就使蹑踪而至的也先部队赢得了时间。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河北怀来的土木堡,次日也先追至,命军扎营下水源之处。土木堡是缺水之地,五十万饥渴交加的将士如入绝境。也先佯作撤退,并派使者讲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永。这时见剌三万精骑突然从四面八方杀来,明军顿时大乱,随行大臣多数战死,英宗也只好下马盘膝坐以待俘。23
  土木堡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京城,明廷一片混乱,许多大臣纷纷准备逃难,并竭力主张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等则主张坚决抗战。
  因为当时的北方如失去政治中心京都,整个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就难以保障了。
  九月初六,英宗弟朱祁钰即帝位,他支持了于谦抗杰瓦剌,保卫京师的主张。并提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上任后,采攻了一系列军事措施,他下令各处招募民壮,就地操练,候命策应;还调集诸府运粮军和山东、南京沿海备倭军进京担任守卫。令工部齐集物料,昼夜赶造攻战武器,并加强了宣府、大同等要塞处的防务。
  九月二十八日,瓦剌军挟英宗至大同城下,总兵郭登严阵以待。也先见大同有备,便绕过大同经广昌(今涞源县)至紫荆关,十月九日攻破紫荆关城,然后大军过易县、良乡于十一日过卢沟桥进逼北京。
  于谦等整军二十二万,列阵九门外迎战瓦剌,城厢居民亦准备人自为战。瓦剌包围北京本想要挟明廷君臣订城下之盟。见攻城不下,长城防御线各战略要地又皆为明廷官军所守,而各地援军将至,恐归路被截,包围北京四天之后,便裹挟着英宗从来路退回边外。24
  也先原以为明王朝已不堪一击,恢复元王朝宏业的时机已到,及进至北京之后,见防御坚固,将士骁勇,方知难以取胜,接着便退居长城以北。但他认为掌握着明廷皇帝这么个绝好的人质,是一定能胜利的。不久双方开始议和。明延因另立了皇帝,所以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议和原则。这样坚持到“土木之变”一年后,也先于景泰元年(公元1456年)八月初八,仅在明廷答应互市的情况下,送回英宗。
  在“土木之变”中,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一些主要关隘及很多城堡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据《明史·景帝本纪》载,代宗即位后马上下诏修沿边关隘。25英宗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发动夺门之变,重登皇位后,亦较为重视长城防御体系的经营。
  蒙古可汁脱脱不花是元室嫡裔,但自也先上父脱欢时起,蒙古大权就落到了瓦剌大师的手里。但脱脱不花不甘心居徒有虚名之位。想真正复兴其蒙古宗主的地位。明廷便想利用脱脱不花来削弱瓦剌。脱脱不花和瓦剌始终是单独自明廷派遣贡使的,而明廷却对脱脱不花所遣使臣,宴劳赐赏优厚于也先的使臣。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双方终于仇杀起来,最后也先杀死了脱脱不花,自称大元天圣可汗。
  也先登上蒙古可汗的座位后便开始加强对属部的统治,但还未到他彻底统一准备和明王朝决一雌雄时,便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
  被其部下所杀。26也先一死,瓦剌部立即丧失了对全蒙古的统治地位,退居西北旧地。此后活动在明长城防御线以外的主要是鞑靼部和兀良哈三卫部众。
  也先死后,蒙古东部最强大的孛来、毛里孩两部,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立脱脱不花之子为汗,因其年幼明王朝称他为小王子。后来孛来杀小王子,毛里孩又杀了孛来。时隔不久毛里孩又为朵颜部所杀。
  毛里孩灭亡之后,蒙古又陷入完全分裂的状态。
  在蒙古族封建主进行内战的同时,他们也并未停止对明边的掠夺,屡犯明边辽东、宣府、大同等镇。毛里孩、孛来等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入河套则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以扰关中。27明廷称占据河套地区的这部分蒙古部众为“套寇”。
  到了明宪宗成化本年,东部蒙古族势力再次兴起,其首领巴图孟克对内铲除骄臣,对外首先击败了瓦剌,接着又收服了土默特,并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在成吉思汗大庙前,向全蒙古宣布称达延汗。28巴图孟克称汗后又兼并了兀良哈部,最终把大漠南北蒙古三大部分基本统一起来。在达延汗统治初期,由于集中主要力量于蒙古族的统一战争,所以大体上和明王朝保持着和平的关系。但明边一线亦有火筛等部不时兴兵南下,犯境掳掠。
  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明廷发兵征讨屡犯明边的蒙古族火筛等部,同达延汗的关系方趋紧张。到了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冬十月,达延汗率兵进犯大同镇,犯阳河,掠应州,明武宗朱厚照亲促诸军御战,达延汗军队方退去。29
  达延汗虽在中、后期亦侵扰过明边,但就他毕生的事业而言,主要力量始终是用于其民族各部的统一。达延汗统一了整个蒙古族后,和平地分封了诸子的势力范围,这次分封诸子便成了后世蒙古各部落成立的起源。
  明王朝彻底的衰落是从武宗开始的,统治阶级更加腐朽。武宗沉溺玩乐,不理朝政,又喜矫饰雄武。世宗崇奉道教,多年不上前,很少接见大臣。农民起义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中原地区的刘六、刘七、齐彦名、赵隧等为首的农民起义,众至数万人,影响很大。30
  在蒙古族的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明王朝国势日衰的形势下,为遏阻剽悍、勇猛的蒙古骑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大的力量修缮和加固长城,使原先不相连接的关监和长城联接起来。明代全线联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期间形成了。
  这时期修筑长城,同洪武年间所修沿边关隘的性质不同,已成了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明王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决定的。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长逾万里的防御线上,攻击一方是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在时间、规模、突破口的选择上有主动权。而守军分散在万里长城线上,无论如何地强调常备不懈、居安思危,还是难以阻挡一些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的。
  陕西三边总制王琼在《北虏事迹》中记载:“正德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套虏二万余骑到,于花马池北镇边墩起,至石井儿墩止,拆开墙口一十二处,深入固原等地抢掠而去。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套虏二万骑到,于花马池北柳杨墩起至青羊墩止,拆开墙口一十六处,深入平凉临巩,直抵陇州,大凉而去。总制右御史邓章调榆林等处官军分布固原要冲,不能御。”31这类记载在长城沿线的各州、府、县志中,在明朝有关兵备的资料中是很多的。
  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达延汗死后,其子孙们使蒙古族又重新陷入了分裂、割据的状态。达延汗长孙卜赤虽继承蒙古可汗位,但实际只能统率他自己的割据范围左翼地区。
  达延汗死后,其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日盛,成为蒙古族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原史书上多称其为俺答汗。
  蒙古地区里本上是游牧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它物资匾乏,决定其对中原经济的依存关系。他们需要用畜牧产品,交换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因此,不论是瓦剌也先,还是达延汗,在完成其霸业后,都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互市,有官市和民市之分。官市是蒙古族各部落同明朝官府之间的贸易。因蒙古族各部主要是以马匹同官府进行贸易,所以官市又习称马市。民市则是长城内外百姓之间定时在指定地点进行的私人之间的贸易。
  达延汗后期,蒙古各部不时南下攻进长城,抢掠财物,俘虏人口,朝廷攸便定中止和平的贸易关系,对蒙古族实行经济封锁。俺达汗认识到了经济封锁对蒙古族的危害,多次派人奉书表示愿意臣服于明廷,要求赐予封爵,允许每年进贡,并请求在长城关日恢复互市贸易。以嘉靖皇帝和严嵩为代表的反动腐朽的明王朝,武断地以“寇情多诈”为名,拒绝了俺答的通贡互市的合理要求;并悬出赏格,购瑰答汗的首级。32
  嘉靖二十年(公元1514竿),俺答汗率兵大举南犯。越石岭关,直取太原。吉蘘则由平虏卫入掠平定、寿阳等处。第二年夏,俺答又遣使石天爵到大同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大同巡抚龙大有为冒功领赏,诱捕石天爵,押解京都。嘉靖皇帝下令,处名天爵以残酷的磔刑,并提龙大有为兵部侍郎。33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 1547年),俺答又于夏秋先后两次派人请求通贡互市,大同镇总兵官的家丁董宝等人,步龙大有之后,为冒功而擅杀来使。宣大总督翁万达上书朝廷,奏请严惩董宝等肇事者,并在关口公布告示以缓解双方敌对的紧张关系。皇帝不准,后来翁万达两次上书,言俺答自冬涉春,屡求贡,并不是谎言,应该允其通贡互市的要求。但他的奏议非未得准,还遭到了皇帝的斥责。34
  在俺答真心求贡而不得批准,双方军事冲突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翁万达向朝廷提出加强防务,修缮长城的请求.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35翁万达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至二十八年四年间,大兴土木,重新修筑了大同镇、宣府镇长城的主要部分。但北边却并未因此而安定。
  俺答的领地原在河套以北大青山一带,后来乘明廷衰弱之机,占据了河套地区做为放牧之地。河套地区东面紧接大同镇,南面为榆林镇和固原镇,西面为宁夏镇。所以俺答占据河套后,便十分严重地威胁着明朝长城防御线的安全。嘉靖二十七年(公司1548年),陕西三边军务总督曾铣,上书朝廷提出发动进攻,收夏河套地区。36
  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收复战略地位极重要的河套地区是绝对必要的。但在当时明统治者力量日趋衰弱,而河套草原又利于发挥蒙古族剽悍勇敢,善于骑射的优势情况下,采取轻进的政策是肯定不会成功的。
  曾铣力主收复被蒙古族鞑靼部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边务·十八事》,得到了嘉靖皇帝的嘉奖。当时的首辅、内阁大学士夏言也积极支持曾铣的计划。为取代首辅职位的严嵩等人,竭力攻讦和中伤夏言。
  性情暴戾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改变了主意,杀害了力主收复河套的曾铣、夏言。
  夺得了首辅之位的严嵩,是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中最反动、最腐朽势力的代表,对内结党营私,贪婪成性;对外执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样就给俺答大规模的南侵以可乘之机。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夏,俺答集合了十余万蒙古骑兵,准备大举南下。这时靠贿赂严嵩而官居大同总兵官的仇鸾,恐惧万分,竟派人送重金贿赂俺答,求其不要进攻大同镇,俺答收受了重贿,便移兵进攻宣府镇、蓟镇。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俺答率部顺潮河南下,攻逼古北口。
  十六日他派出数千骑兵,从正面诱战古北口守兵,另遣一支精兵,由黄渝沟拆长城而过,统至古北口后,明军腹背受敌,不战自溃。俺答乘势南下,当天就经密云打到怀柔和顺义境内。八月二十日,俺答军经通州西犯京城。
  京城守兵,名为十四万人,其实因各级将领冒领饷额虚报兵员,实有兵数不过五、六万人。俺答前锋七百余骑,在京郊大肆杀掠,百姓逃涌京城,而京城却九门紧闭,百姓号哭之声震天。俺答兵临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大火日夜不绝。嘉靖皇帝催促诸将出城作战,而严嵩等投降派,却执行“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的失败主义方针。听任俺管兵在城四周滥肆掳掠,不敢出战。俺答兵围京城三天,在城外抢掠大量财物、牲畜及人口,于二十三日从古北口原路退回。历史上把这次俺答南下掳掠称做“庚戌之变”。37
  俺答退回河套地区的第二年,又派其子投书明廷请求通贡互市。
  俺答早就愿意归阳明廷,停止军事冲突。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仍主动提出罢兵,,请求通贡互市,其意真诚可见,这次嘉靖皇帝批准了俺答的请求。38当年春派兵部侍郎史道赴大同主持其事,先在大同镇,然后又在延绥镇开放一年两次的马市。不久俺答又向朝廷提出,蒙古族富人能以马易帛,而穷人没有马,希望能以牛羊交换粮食。史道个人同意这么办,但上报后未得批准,俺答兵又开始骚扰诸边。嘉靖皇带又听从严嵩的主意,停了马市贸易。39这样俺答与明朝再次陷入长期的武装冲突之中,此后二十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使长城沿线地区的百姓深受其害。明王朝不断地激增军费开支,财政入不敷出;虽不断地修筑长城,但长城防线并未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在嘉靖帝及严嵩一伙极端腐朽的统治下,明王朝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和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高拱和张居正先后进入内阁,并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和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相继任内阁首辅。他们对内励精图治,整顿政府机构,创立“考成法”,督促公务,考核官吏;对外切实加强边地防务,调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镇。重用各镇督抚总兵王崇古、方逢时、刘汉、马芳等著名将领,切实加强了沿长城各镇的防御。同时与俺答议和通贡。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冬,终因俺答之孙把汉那古投奔明廷事件,得到妥善解决,促成了明廷同俺答的议和。40
  把汉那古自幼丧父由俺答妻扶养成人,把汉那古长大后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因俺答汗将其所聘之女,许嫁给了鄂尔多斯。把汉那古一气之下,于隆庆四年九月到大同镇败胡堡投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对其以礼相待,并速上报朝廷。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出: 把汉那吉归来,应该封官进爵,如俺答来要还孙子,则以投靠俺答的汉人赵全等为交换条件。在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止的积极支持下,隆庆皇帝批准了王崇古等人的建议,授把汉那吉指挥使的官职。
  俺答正在为孙子的生命担忧,准备用武力讨还,又怕明廷先杀了把汉那吉。这时明廷使节到俺答驻地,告诉其朝廷优待把汉那古的情况。同时表示,朝廷愿意送还把汉那吉,但希望俺答将赵全等叛人擒献朝廷以表诚意。隆庆四年十二月,俺答将赵全等人缚送明廷,同时又一次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明廷则命王崇古派人护送把汉那吉返回俺答地。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三月二十八日,隆庆皇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亦各封官职,并批准了通贡互市。历史上称这件事为“隆庆议和”。
  “隆庆议和”之后,明朝中央政权同蒙古族各部封建主割据势力的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加强长城防线的建设依然十分重要。为加强长城防御线的防务,调原两广总督谭纶和福建总兵戚继光先后到北方。戚继光到任后,完善了长城防御体系,其主要措施是在长城上骑墙建筑大量的空心敌楼。加强了长城防御体系的稳定性。41自隆庆议和后,蒙古族基本未大举南下攻明,所以加强后的长城防御线,并未受到战争的考验。
  “隆庆议和”时期,俺答汗已年老体衰,由于有三娘子的有力佐助,仍能有效地管辖部众。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十月,七十五岁的俺答汗死,应由其长子辛爱黄台吉继承王位。按蒙古转房制的传统习俗,黄台吉必须和三娘子结婚,方能继位。然而三娘子不甚情愿,率众西走,蒙古族的统一又一次面临破裂,三娘子是“隆庆议和”忠诚不渝的执行者,且在蒙古各部中有较高的威信,明廷深恐黄台吉无力统驭各部,使和平局面遭到破坏,便竭力劝说三娘子与黄台吉成婚。识大体的三娘子终于成了第二代顺义王夫人。
  黄台吉在位仅四年便死了,其长于扯力克逐走诸妾与三娘子结了好。并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三月袭封顺义王,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三娘子毕生参与掌握兵权,主持贡市,忠诚不渝地长期贯彻执行隆庆和议,对长城内外蒙汉两族人民的安定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蒙汉两族人民的尊敬。42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第四代顺义王袭封王位之前,三娘子逝在。这之后原俺答汗所统治地区分裂成许多小的独立领地。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女真族杰出领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各部之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即汗位,建立金国。43这以后分散的蒙古族各部便相继臣服于努尔哈赤了。
  明代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三大部女真分布范围:海西女真分布在今辽宁省开原以东、以北的松花江流域;建州女真分布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野人女真分布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派都指挥马云、叶旺,进驻辽阳,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管辖东北地区。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改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治定辽中卫,领二十五卫。
  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朝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设立建州卫。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又在依兰附近设建州左卫,任建州部女真另一支部落酋长孟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升任都督佥事和左都督。孟哥帖木儿就是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
  自明洪武初年起,经建文、永乐诸帝至弘治年间,女真族各部酋长,均为明王朝设在东北的地方官吏,他们执掌着明王朝颁发的“印信”统治其辖地,并定期缴纳贡赋。这时期汉族和女真人民间的各种交往十分频繁、融洽。在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下,本以渔猎为生的女真族,也逐渐转向定居经营农牧业。朝廷亦允许他们用人参、貂皮等土产交换汉人的盐、铁、布帛、粮食等。
  明正统以来,控制东北地区的蒙古族兀良哈部等常常兵叛明廷南下掳掠。为防止兀良哈部南下。明朝采纳了辽东指挥使毕恭的建议,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开始,陆续修建了辽东镇的辽河西和辽河套一带的长城。
  建州女真经几次迁徙,于正统初年迁移到苏子河上游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一带。正统七年明廷又增设了建州右卫,同永乐年间所设的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
  正统十四车(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时,女真族建州三卫也乘机入塞南侵。44由这时起,明廷边将屡开边隙,有些将士无故出塞捕杀女真族百姓,以邀功赏。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举兵反明,朝廷发兵五万讨伐。45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都御史李秉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写道: “建州三卫结称诸夷,剽掠边方。朝廷已命将出师,捣其巢穴,苟不乘胜立为经久之计,恐班师后,逃遁余贼复为边患。”他建议由“辽阳迤东凤凰山、鸦鹘关、抚顺所、奉集堡诸处,相地远近,筑立千户所、城堡以覆裹”。
  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由抚顺至瑷阳堡设东州、马根草、清河、碱场诸堡。其间烽堠相望,远近应接,以备女真族南侵。46
  嘉靖以后,为掠夺奴隶、财富和争夺地盘,女真族各部互相征战不已。为削弱女真族的力量,明王朝采用拉一部、打一部,分而治之的政策,更加深了女真族各部的矛盾。在女真各部连年战乱的时期,建州女真王果等部亦时常肆掠明边,嘉靖四十四年至隆庆元年,女真族几次较大规模的掳凉,严重地破坏了长城内外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万历初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建成宽奠、长奠、永奠、大奠、新奠、孤山等六堡。这便是明万历年间的第二次拓边。47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辽东镇总兵李成梁出兵,支持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攻打阿台所在的古埒城,李部下反将帮助明王朝进城劝降的努尔哈赤的祖、父二人一起杀掉了。
  努尔哈赤的祖、父二人,先后任明王朝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等职,是为明王朝出过力,立过功的。他们死后,努尔哈赤袭封为都指挥使、都督佥事、龙虎将军等职。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以讨尼堪外兰为由起兵,他用近十年的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接着又开始了统一全女真的战役。48这时,明王朝政治腐朽之极,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不断加重,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对东北的统治力量日趋削弱,这为努尔哈赤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努尔哈赤停止了向明王朝进贡。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I6年)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为中心,建立地方割据的大金政权,史称其为“后全”。
  后金政权建立后,努尔哈赤对蒙古族采取联合的政策。他先将女儿、侄女等许嫁给蒙古族一些首领为妻,又让自己的儿子娶了蒙古族首领的女儿,对来降的蒙古各部均给以很好的接待,这样努尔哈赤的实力更加壮大起来。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誉师,向明王朝正式宣战。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开宗名义:“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49
  “七大恨”激起了女真族反抗明朝统治者的民族反抗情绪,金兵攻陷抚顺城,打响了对明作战的第一炮。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王朝派辽东经略杨镐率兵东征,但东征的官军在萨尔浒(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一带)为金兵所败。50萨尔浒之役,第一次改变了明与后金的力量对比,后金从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其部连陷开原、铁岭诸城,沈阳危在旦夕。明廷派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
  熊廷弼到辽东后积极整治军队,修缮关隘城堡,局势得以稳定,后金不敢轻动。不久,在魏忠贤阉党的攻击下,熊廷弼被朝廷罢官。
  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金兵乘机攻占沈阳、辽阳等七十余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51
  辽沈既失,明廷大震,复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这时明辽东镇长城的辽河东部分和辽河套部分已为金兵所据。熊廷弼只能力保辽河西以捍京师了。经熊延弼、孙承宗,先后在辽西布置设防,初步形成了一条以山海关为根本的防御体系。但事业未竞,熊、孙皆被罢官。
  宁远巡抚袁崇焕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以宁远、锦州为重点,并绕锦州左右修复大凌河.小凌河、右屯诸城。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努尔哈赤率兵攻宁远、锦州失败,金军损兵折将,损失严重。努尔哈赤不得不撤兵。他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数月后努尔哈赤病死,皇太极即帝位,改国号为清。52
  皇太极登基后率领十五万大军复攻锦州城,但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终因明军将勇城坚而未攻下。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攻锦州难下,改变战略,亲卒重兵绕过山海关天险,攻破长城大安口,从龙井关入,先后攻克遵化、蓟州、顺义、通州直逼京城。53
  袁崇焕得知金兵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以解京都之围。
  金兵退回长城以外后,师心自用的崇祯皇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崇祯八年至十一年(公元1635—1638年),金兵曾多次从蓟镇、宣府、大同三镇的董家口、独石口和得胜堡等处拆长城而入。
  清军数次攻进长城,长驱于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几次威胁明朝京都,打了许多胜仗。终因山海关控扼其间,清内外声势不接,不得不掳掠后退出长城。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城起义军攻入北京。相传十六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土崩瓦解。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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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页。
  2.《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3页。
  3.《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4页。
  4.15.《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67,第2235页。
  5.《明太祖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1940年版,卷76,第8页。
  6.40《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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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明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第52页。
  12.《明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第53页。
  13.《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7页。
  14.《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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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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