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关抗战:长城抗战的先声（转贴）
察哈尔 于2005-12-29 22:49:07发表于长城小站 秦皇岛一朋友刚寄我一本《榆关抗战》书。（王岳臣 韩树伟 张帆 著 ）

书中的序言是这样写的：


1933年1月1日发生的榆关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大举侵华的新步骤，榆关抗战是中华民族面临最危险的时候用自己的血肉再筑长城的一曲壮歌，是影响深远的长城抗战第一枪，同时也是国民党内部非嫡系的东北军用枪炮怒火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说的第一声”不“!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怀着国恨家仇违心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 沦丧，自个也落 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张学良出身显赫而声名狼藉的军阀家庭，20世纪初急骤的政治风云使之迅疾地卷入了中国上层的政治旋涡。他的行为，一不靠学校的灌输，二不靠书本的研习，而是靠在时代大潮和劲流中沉浮、历炼的体悟，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政治坐标与人生轨迹。他割舍纨绔而自励，而进步，进而成为举世注目的民族英雄。“二字人呼为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张学良这副自讼联就显明的体现了这一点。时局屡屡刺激这位少帅，而这位少帅的搏击又灵敏地系动着时局政潮的起伏。张学良与榆关抗战、长城抗战其影响是互动的。其作用：
第一，抗战违背了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干扰了其一意孤行的”剿共内战，加之抗战守军何柱国部是”易帜“不久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借此，或军事上削弱其力，或政治上陷其不义，或充当事后的替罪羊，都是蒋介石所需要的。所以蒋介石从骨子里是不支持榆关抗战的。
第二，日寇蓄谋已久，备战充分，尤其是在山海关南城郊长城西侧的日本营盘，军警宪特作用兼具，在榆关事件中成了日方在我后方的大本营中。
第三，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在南方经受着蒋介石的围剿，加之，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党在北方力量薄弱，对抗日救亡，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抗日举动缺乏远见卓识的政治敏感和必要而强有力的组织、支援。
第四，在国际上的英美为首的绥靖主义正在泛滥，对法西斯主义的猖獗采取纵容、利用的反动政策，从而助纣为虐。
榆关抗战虽然失败了，但意义是重大的。
第一，抗战中广大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例，受到了全国人民，乃至世界进步人士的赞扬、声援和支持。一扫“九一八”以来笼罩在全国人民心间的愤懑、无奈和惋惜的阴霾。
第二，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高潮，榆关抗战改变了东北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全国多次隆重公祭抗日英雄安德馨，张学良也深深体会到奋起抗战与不战而退截然不同的政治影响和清浊迥异的个人感受。
第三，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导致了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包括广大东北军官兵，国民党军上下，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说教不能不认真审视了，对“国联”的幻想也开始动摇。抗战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第四，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在发生新的调整和组合。如何突破“围剿”夺得主动，并把牢大局？北上抗日，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人民，争取进步势力，孤立投降派，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
由上可见，榆关抗战及此前的“九一八”事变，都从不同角度为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线，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秦皇岛市政协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使文史资料工作向系统化、专题化发展，于1990年即组织人力撰写《山海关丛书》至今已出版四册。榆关抗战与1644年导致明清易代的山海关石河大战、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山海关、1924年发生在山海关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和1945年的国共山海关争夺战，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但由于种种原因，或语焉不详，或莫衷一是，《丛书》的出版，有助于人们 这些战事的再认识，对市情及到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榆关抗战》一书的三位作者，密切合作奋战近十年，数易其稿，精益求精。王岳辰同志原为市地主志办公室主任，韩树伟同志是市党史办公室研究员，张帆同志是港一中高级教师。他们都是在繁重的本职工作中从事写作的。王岳辰同志在开篇写作时，即年近古稀。三位作者为了充分占有权威史料，赴东北、跑京津，野外踏勘，实地采风，其精神、学风都是令人敬佩的。
但愿本书于时于世有裨益，这就是作者编者的共同愿望了。
刘镇琦 200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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