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成大林 于1995年4月22日 2003年9月30日授权发表于长城小站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１８６８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就把灭亡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作为国策。在１８９４年７月开始武力占领朝鲜，８月１日，清朝政府被迫对日宣战，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占领了朝鲜和辽东半岛的大片领土，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１９００年，日本帝国主义与其它列强一起组成八国联军侵略我国，妄图瓜分中国。清代光绪２６年（公元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英国军队从海上进攻山海关，火烧了老龙头附近的澄海楼，把宁海城做了兵营，现在那儿还留着一门大炮，就是英军留下来的。相继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军队都在山海关驻军。在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强迫清朝政府签定了《辛丑条约》，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山海关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１９０２年日本开始在平、津至山海关驻军。此后，日本与沙皇俄国激烈争夺我国的东北，甚至在１９０４年爆发了日俄战争。 在辛亥革命以后，在外国的支持下，中国开始了军阀混战，在公元１９２２年、１９２４年，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和英国、美国支持的直系军阀在山海关大战。１９２７年６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了“东方会议”以后，在向日本天皇提交的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奏折中就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征服，其它如小国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显然，灭亡中国的国策已提到具体实施的日程。１９３１年６月日本军部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中正式确定对华“采取军事行动”的方针。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不断在我国东北制造挑衅事件，以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虽然，我国驻东北的部队执行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忍让”、“不抵抗”的命令。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仍然不宣而战，发动了九. 一八事变，在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中国军队毫无准备，沈阳一夜之间陷于日军手中。此时，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还完全寄希望于国际联盟能主持“公理”进行公正的“裁决”，仍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命令我国东北驻军撤至山海关以内。但是，国际联盟不仅默许而且公开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 日本侵略者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国际联盟的绥靖政策，于１０月又进犯黑龙江省至１９３２年２月，日军占领了哈尔滨，仅四个月的时间，日本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并在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成立了伪“满洲国”。 占领全中国，进而占领全亚洲是日本的即定方针，占领东北后继续向华北进犯是其必然，要占领华北，就必须攻破自古就修建在中国北方战略要地上的防线──万里长城。在１９３３年元旦夜１１时，日军开始向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要道，长城上的重要关口──山海关进攻。 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爱国将领何柱国的部队，爱国官兵奋起反击，点燃了长城抗日烽火。因南京政府不予支援，守军不过千余，难抵日军凶猛攻势，他们唯一可依赖的是千百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是一个军队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结果，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中国守军第１营、３营将士，与日军坦克、步兵殊死拼杀３昼夜，全部阵亡，实现了他们用血肉之躯再筑长城的豪迈誓言。１月３日山海关失陷，举国震惊，民众哗然。 日军占领山海关后，河北北部的蓟镇、宣镇长城防线依然是日军进攻华北威胁和障碍，于是他们的进攻方向转向热河（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共２２个县）、察哈尔省（今张家口地区及内蒙古蒙古族自治区南部与河北省接壤地区）一带，力图先占领长城外侧广大地域，然后再夺取长城防线上的各战略要地，以形成南威逼华北，北占领内蒙古进攻外蒙古进而侵犯苏联的动机战略态势。由于南京政府依然对日执行妥协政策，承德于３月３日失守，中国军队退守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喜峰口、铁门关、罗文峪、冷口、古北口、多伦、张家口等１００多个长城关口，战线长达１０００多里，中国先后投入总兵力达３５万多人。 ３月５日，日军开始分兵进犯长城各口，遭到中国驻军的顽强抵抗，展开了长达８０多天的激烈的阵地争夺战。 在喜峰口、潘家口，二十九军将士奋勇御敌，由５００壮士组成大刀队于夜间潜登日军阵地，砍毙大量日军，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仅生还２０多人。七个昼夜，日军多次强攻，伤亡达３０００多人，终未得逞，不得不暂时后撤。喜峰口一役使日本国内大哗，日本各报刊登了这一惨败的消息，称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奇耻大辱。”最恼怒的当属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他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坂本中将电报中训斥道：“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在古北口，中央军关麟徵所部二十五师和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军进攻，经３昼夜的血战，中国军队伤亡达４０００多人，退守古北口南五里的南天门，日军为此也付出了２０００人伤亡的代价。日军也称此役为“激战中的激战”；在冷口，中国商震部黄光华师也与日军拚死血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关口阵地。日军占领长城各隘口的目地未能达到。 ４月初，日军占领滦东后，再次向长城各口发起强攻。经月余浴血战斗，４月１１日，由于冷口守军伤亡过大，冷口弃守；冷口的失守，使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２９日奉命撤退；从４月２０日深夜，日军开始猛攻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中国军队防线，守军黄杰第二师等轮番上阵抵御，与日军血战八昼夜，至２６日夜，日军以伤亡５０００人的代价迫使守军后撤６００米，守军也有３０００多将士伤亡。此时，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即不愿战，又不能不战；想和又不能和，继续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投降外交。日本侵略者由于在长城沿线受到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国内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的准备和国际环境都还不成熟，继续执行“以战促变”、“武力逼和”的方针，以图达到“屈服华北当局”，“促使华中华南分裂”的目的。因此，当长城线上两军激烈战斗时，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在暗处进行着讨价还价的“交涉”，“交涉”的结果是守卫长城的爱国将士被出卖，长城防线被步步放弃，最后导致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这一协定使中国丧失了东四省的主权，使华北的门户洞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号召发动人民抗日运动，并多次宣言，要求全国各阶层共同进行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受到了一切抗日民主力量的欢迎，也给国民党军队中要求抗日的官兵指明了联合抗日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民众武装抗日斗争，也在各地曲折的前进，聚集力量，酝酿着新的斗争。 正当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时候，在察哈尔长城内外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抗日运动。５月２６日，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和原西北军将领、中国共产党党员吉鸿昌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冯玉祥在长城重镇张家口通电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向全国痛斥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宣布：“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吉鸿昌等爱国将领也通电响应，表示“誓以满腔热血，洒遍疆场，保我河山，复我失地”。同盟军的成立受到了全国各界民众的欢迎和声援，许多爱国将领、蒙古抗日武装、抗日义勇军、工人、学生和其它抗日民众武装纷纷参加同盟军，很快发展到１２万多人，大家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 ６月２１日，同盟军在方振武、吉鸿昌将军的率领下分路北上，向日军和伪军发动进攻，至７月１日收复了长城沿线的康保、宝昌、沽源三县城，毙伤日伪军１０００多人，使“日军丧胆”。一部分残敌逃往多伦，一部分伪军摄于同盟军的凌励攻势，宣布反正，参加了同盟军。 为了不给敌军喘息的机会，同盟军不顾恶劣气候，粮食的困乏, 以高昂的斗志，於７月４日，马不停蹄的分三路直捣多伦，多伦位於滦河上游，扼守蒙古和华北交通要枢，自古是战略要地，有战国、秦、汉、金、各朝修筑的长城在此附近通过，元朝曾在此建上都，明朝初年曾在这里设开平卫，抗日时期，这里是热察两省的孔道，也是察哈尔省的商业重镇，成为日军攻战察哈尔和绥远的战略据点。 日本军队侵占热河，进而攻占长城各口以后，立即调派日军主力一千多名，驱策伪军于５月１日侵据多伦。得知同盟军成立的消息后，又调来日军骑兵二千多人及炮兵部队，并令一部分伪军集结在丰宁境内的黄旗一带，日军第八师团全部进驻丰宁，互为犄角。日军还在这一线上构筑了巩固的防御工事，在多伦城内外星罗棋布地筑了许多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碉堡，仅炮台就有３２座，每一处可能攻城的地方，都被交叉火力严密封锁，决心死守多伦。 当同盟军先头部队７月４日迫近多伦时，敌人也在派遣重军再向多伦城增援，几支“精锐”的日伪军，也正从热河围场等地遮天盖地压过来。根据新的敌情变化，吉鸿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三路，迅将多伦包围，力求速决。７月７日清晨，向多伦发起进攻。日伪军拚死坚守，经彻夜激战，８日拂晓时已经突破敌人两道外围防线。天亮以后，日军出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同盟军官兵奋力苦战，直到下午六时，迫敌大部退缩城内。这一天，敌人伤亡惨重，被活捉的有二百九十多名。 ９日，吉鸿昌率军攻至城下，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密集炮火，顽强抵抗，当各支部队刚运动到城下的时刻，敌军密集的炮火，急风暴雨一般倾泻过来，许多战士英勇牺牲。１０日夜里，吉鸿昌亲临前线率敢死队奋勇爬城，多次冲锋都被城头敌人密集的炮火打退，敢死队伤亡很大，吉鸿昌也险些被手榴弹击中，攻城终末得手。１１日拂晓，同盟军将士再次攻城，日伪军凭借飞机大炮之威力，多次进行疯狂轰炸，日伪守军在地面上紧密配合，城头的炮火异常猛烈，同盟军伤亡较重，敌机刚走，城内伪军趁势扑了过来。鸿昌看见情势危急, 扯掉上衣, 赤裸着肩膀，一手举刀，一手端枪，纵身跳出战壕，高喊一声：“弟兄们，跟我来，杀他个兔崽子！”带头向前冲去。全体官兵看到总指挥这般威武，勇气倍增，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用大刀血肉相搏。正当同盟军紧迫伪军时，突然从敌阵里闯出一群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日军，同盟军官兵见日本鬼子，分外眼红，挥刀砍去，杀得敌人死伤狼籍。敌人无力抵挡，向后溃退。 １２日凌晨，同盟军全线总攻。吉鸿昌仍旧赤裸着膀臂，手里提着大刀和手枪，冲向前去。指挥隐伏在战壕里的敢死队员以长竹竿支撑，呼啸着登上城头。在总攻前鸿昌曾经暗中派遣副官带领蒙族战士四十多名，假装伪蒙古军，携械潜入城内。等到同盟军爬上城头，即在城内鸣枪响应，经三个多小时的巷战肉博，日伪残部狼狈逃窜。沦陷７２天的多伦，经过五昼夜的苦战，终为同盟军所收复，并乘胜追击，经三个星期的浴血苦战，将日伪日赶出察哈尔省全境，收复千里失地。同盟军攻占多伦的战斗，是日军自从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沉重打击。日军损失惨重，中外震惊。 当同盟军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东北和热河失地之时。因同盟军联合共产党坚决抗日，违背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投降路线，引起将介石及南京政府却极度恐慌。将介石和南京政府置民族兴亡、民众意志於不顾，用各种手段，甚至用军事进攻，破坏同盟军的抗日行动，迫使冯玉祥辞职，於８月１４日离开抗日前线张家口。８月１３日多伦再次失陷，同盟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于１０月中旬悲壮的失败了。代总司令方振武将军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将军避居天津法租界。１９３４年被国民党杀害。至此，华北的长城防线被日军控制，华北门户洞开，日军控制了内蒙古东部，西部也已在日军窥视之下。 内蒙古自古就是中国北方的战略要地，其境内分布有战国、秦、汉、金、明各朝代的长城，累计长度在２万公里以上，是中国修筑长城的朝代最多，长度最长的地区。在日本侵略者心目中“满蒙”是日本的原料供给地、粮食基地、移民场所、以及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市场；军事上是日本在亚洲的战略基地和对苏作战的跳板。因此，视其为“生命线”。妄图把它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蒙古国”。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目标，日本侵略者在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５年，相继制造了所谓张北、察东、华北事件，强迫南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张松协定”和“何梅协定”，使长城内外的大片领土伦陷，平津已受到严重威胁，分裂中国的华北自治、内蒙独立的阴谋也在紧张的进行。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和扶持下,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在河北东部２２个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１２月分干脆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１９３６年２月蒙古贵族德王（名为德穆楚克栋鲁普，察哈尔部正白旗人，锡林格勒盟副盟长，代理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和伪军头目李守信成立“察哈尔盟公署”、“蒙古军总司令部 ”同年５月１２日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德王在成立大会上公开宣称这个政府之成立“是为蒙古建国之前，作好进军之准备，积极从事训民养民，扩充兵力，以谋求在友帮日本帝国的热心帮助下，驱逐党阀，蒙古建国”。日本公然分裂中国，汉奸背叛祖国的行径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遭到了全国各界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也为南京政府所不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０日在内蒙古百灵庙发动了反对德王背叛行径的百灵庙保安队武装暴动。使德王苦心经营多年军事武装趋于瓦解。 在日本对傅作义将军的威迫、诱降遭到拒绝之后，就决心武力解决绥远。於１９３６年８月初，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其在内蒙古扶植的傀儡政府先后出兵进攻绥远东部、北部地区。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於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在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推动下，也为自身统治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和晋系军队首领阎锡山在对抗日的态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向积极的方向转变。当时担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将领，赞成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诚恳态度。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３６年８月和１０月两次致书傅作义将军，呼吁联合抗日，书中说“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亦全国人民之责也。”这对他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当遭到日寇、伪军及伪蒙军进攻绥远时，他决心拚死一战，抗击敌寇，毅然率部在明朝长城沿线的兴和、集宁、阳高、天镇布防抗击。１１月１６日至２０日开始了红格尔图战役，击溃了日伪军的进犯，歼敌１０００多人，迫使敌人全部退出兴和。红格尔图战役没有进行之时，傅作义将军已作出收复被占领的金朝长城上的战略要地──百灵庙的决定。当红格尔图战役刚刚结束，２０日中午，傅作义即作出了奇袭百灵庙的战役布署，军队不顾数日战斗的疲劳，以迅速、隐蔽的集结到百灵庙周围，２３日夜１０时战役开始到２４日９时３０分，战斗结束，敌军伤亡８００人左右，缴获炮三门、重机枪５挺，步枪４００余支、电台３架以及大量的面粉、汽油等物资。绥远军队在打退日伪军反扑之后，立即东进，攻击锡拉木楞庙（也称大庙），１２月６日开始进攻，在抗日军队连续胜利的威摄下，伪军纷纷瓦解，阵地反正或投降，顽抗的伪军大部被歼灭，２７名日军军官全部被歼，至１２月１９日，汉奸王英的“大汉义勇军”彻底覆灭。这次绥远抗战，历时五个多月，前后歼灭和瓦解伪军一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旅，收复了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金、明两朝长城上的战略要地，肃清了绥远境内的日伪军，挫败了妄图建立“蒙古帝国”和其西侵绥远、宁夏、南下山西、华北的战略阴谋；同时也大大鼓舞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全国抗日阵线的更快形成。毛泽东主席对绥远抗战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为“全国抗战之先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 自１９３５年起，国共两党为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接触，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共两党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和立场。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正式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对象。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宣言和蒋介石报告中的若干转变表示了诚恳的欢迎；同时希望国民党的政策能有彻底的改变，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组成坚固的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９月１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共产党努力和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这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迫使蒋介石下令实现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基本上结束了反共的十年内战，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５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的努力，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表明国民党内外政策有了明显的改变，成为国民党最高当局由内战“剿共”、对日妥协，向和平、抗日转变的重要标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全国人民和爱国的中国军队及各派政治势力纷纷发表政治主张，为保卫祖国而战。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号召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７月中旬至９月下旬，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谈判。双方在南京进行的谈判主要围绕红军改编、两党合作形式和陕甘宁边区改制问题进行。并就红军改编和设立八路军总指挥部等问题达成协议。８月２２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的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辖第１１５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１２０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第１２９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４．５万人。８月下旬至９月初，三个师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赴直接对日作战的战场。在９月２２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９月２３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表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於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至２５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决定：人民军队实行战略转变，即由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人民军队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抗日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１９３７年８月上旬，国民党政府也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商议抗战大计。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及各地方实力派代表也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作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为参谋总长；讨论并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也就是采取以保守城市和战略要点为主要目标的阵地防御战；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调整人民军队的部署，调集大量兵力，从华北到华东、华中，形成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体系。 山西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历史上看，谁能控制山西，即可控制华北，谁能占领晋冀，即能进取中原。 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日，日军占领了平津后，进军的矛头就指向了内蒙和山西。９月初，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一路以一个半师团的兵力沿津浦路南犯；第二路以一个师团的兵力沿平汉路南犯；第三路以三个师团的兵力沿平绥路东段、同浦路北段向山西进犯。第三路是其主攻方向，又分左右两翼：右翼一个派遣兵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占领明朝长城上的重镇大同后，准备出山阴县进犯长城名关雁门关；左翼第五师团集结怀来、宣化，分两路西进，一路经蔚县、广灵前进，一路经怀安、阳原向浑源进击，企图突破长城险关平型关与大同之敌会师雁门关。这两路日军总的目的是，由晋北打开通路，占领战略要地，攻占山西省会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的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的目的。 １９３７年９月，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率领下，沿平绥铁路南进的日军派遣兵团配合板垣第５师团等部，首先扑向察哈尔。 一部日军沿平绥铁路向北京北郊，扼守平绥铁路咽喉的长城隘口南口、八达岭发起攻击。当时驻守南口的汤恩伯所部第１３军，将士们凭险抵抗，以血肉之驱和手榴弹与敌坦克死拚，血战八天八夜，双方伤亡惨重，但日军仍不能突破防线。日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感叹道“１３军毕竟是支那军的精锐，皇军在南口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增派卫立煌的第１４兵团，１７日，傅作义又率部增援南口。这时，东条英机率察哈尔兵团从张北出击，威胁张家口，并攻陷了长城神武台和坎诺次。２０日傅作义只好回师驰援张家口，２４日南口失守，汤伯恩奉命突围，傅作义也在张家口失利后被迫撤退。２７日，东条英机率部攻占了张家口，接着，沿平绥线西进，９月１３日攻陷大同。后于１０月１４日占领绥远，１７日攻占了包头，很快控制了内蒙、河北、山西北部长城上的战略要地，进迫山西。 山西长城上的军事重镇大同失陷后，晋北门户洞开。１０月初，日军发动以攻占太原为目标的作战。日军参战总兵力１４万，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统帅，以板恒征四郎指挥第五、第一、第十二师团等部、袭击繁峙、代县，径奔忻县；另以一部为东路，沿平汉路、正太路攻击娘子关，策应北路之敌，分进合击太原，开始了忻口战役（也称太原会战）。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的忻口战役，是国共两党在军事合作上的一个重要战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以后，毛泽东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要他即赴太原会见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配合原则、指挥关系和补充计划等事宜，并与阎锡山、傅作义、卫立煌等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员开诚晤谈，利用八路军新到，给他们壮胆打气，促使其努力抗战。 周恩来到前方会晤了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队的将领以及其他要员。阎锡山为了“守土保疆”，愿意联共抗日，同意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派员协助八路军要求活动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决定给八路军补充物品。１９３７年９月初，平绥线上的战略要地先后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为挽回晋北局势，阎锡山准备在忻口地区与日军会战，希望八路军与之配合。 为了配合国民党部队的忻口会战，１９３７年９月初，八路军第１１５师奉命利用平型关一带的险要地势，给进攻平型关的日军进行伏击。平型关又名瓶形关，距山西省灵丘县城６５公里，是滹沱河谷地与拒马河谷地通道之间的门户，介于紫荆关与雁门关的交通线上，为历代戍守重地。从平型关至灵丘之间有一条谷道──乔沟，两侧山势极为险要。 ９月２３日，聂荣臻率徐海东率领的３４４旅经五台山向东沿山间小路穿过龙泉关，从阜平北的丁家庄插到平型关东南的上寨村，并与林彪会合。战役布署是：２３日独立团和骑兵营向灵丘、涞源、广灵地区开进，以牵制的阻滞增援之敌；第１１５师主力３４３旅的两个团主攻、３４４旅的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的预备队，配置在平型关东的长城村。独立团于２４日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与日军打了遭遇战，毙敌３００多名。 二十四日白天已有日军可能于二十五日通过平型关的徵兆，傍晚，又收到了阎锡山部队送来的“出击计划”，说他们将担任正面防御和堵截。林彪与聂荣臻命令三四三旅当晚二十四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跟进。由于大雨，山洪下来，３４４旅只过去一个多团（６８７团）杨得志、陈正湘率领的６８５团、李天佑、杨勇率领的６８６团和３４４旅的６８７团乘夜幕冒着大雨埋伏在平型关至东河南镇（平型关东）约十多里长的沟道通路东南的山地上，同时又派一支部队迅速穿过沟道通路，占领东河南镇以北的一个高地，以便切断日军的退路，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师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９月２５日５时左右，日军第５师日军板垣师团第２１旅团由百余辆汽车和２００余辆大车组成的辎重车队，后卫部队共４０００余人进入埋击地带。清晨７时，下达了攻击命令，１１５师设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首先用火力杀伤敌人。接着，将日军分割包围后近战接敌，各个歼灭。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一部分日军被歼，一部分向东跑池逃跑，由于原定在东跑池阻击日军的阎锡山部队没有按预定计划作战，傍晚，这股逃窜日军突破阎锡山部队的团城口防线逃跑。清查战场，此次战役，消灭日军１０００余人，摧毁汽车１００多辆，大车二百余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一门，炮弹两千多发，机枪二十余挺，步枪千余支，战马５０多匹及其它许多武器辎重，还缴获了一批日军作战用的地图和文书。此战，八路军利用平型关的险要地形，成功地伏击了日军精锐部队，这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它唤起了全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念。对忻口会战产生积极的影响，正如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曾著文说“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八路军在平型关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队为之振备。阎锡山、卫立煌等人决心抗日，周恩来应邀参与了作战计划的研究，协调八路军与友军共同作战。为了打好这次战役，阎锡山调集了２８万兵力，在忻口地区进行抵御；周恩来经中共中央同意，携带电台随阎锡山行动，以便及时协调八路军配合。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了约３４师团的兵力，开始分兵两路向山西省会太原进攻。其中，一路从北面沿同浦铁路越内长城进逼太原；另一路由东面从石家庄沿正太铁路西进迂回太原。１０月１０日，从明代长城上的茹越口突破山西北部防线。为此，１０月上旬，中国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属７个集团军约１７个军，利用忻口地区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与忻口以东日军决战，以保卫太原。中国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另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立加去门字的闳）指挥正太路娘子关的防御战，第１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４个军及１个旅约８万人驻防忻口地区；第１８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１１５师等５个师防守五台山地区；第６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３个师另１个旅防守宁武地区；从而构成了沿云中山，忻口山岭和五台山一线的防御体系。 １０月１３日，从北路进攻的日军分两路，地坦克、重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向忻口守军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并形成拉据战。第９军军长和第５４师师长阵亡。在正面进攻的日军进攻受挫的情况下，从东路进攻的日军正沿着正太铁路向西进，迂回太原侧背。第１８集团军命第１２９师主力支援娘子关地区中国军队作战。娘子关处在山西省平定县与河北省交界处，有“万里长城第九关”之称，为长城著名险关。它是太行山的主要隘口，也是出入山西的咽喉。１０月２２──２８日，第１２９师主力向娘子关地区挺进，随即采取伏击、阻击和袭击等手段，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占山等地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仅在土亘村的两次伏击中，就歼灭日军４００余人。 第１８集团军１１５师一部，由晋东北向河北西部和察哈尔南部地区出击，在日军侧翼和后方钳制和打击日军并增援正太线作战。它一度收复了繁峙、蔚县、曲阳等城镇，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当第１１５师主力开进正太铁路以南地区时，驻守娘子关的国民党孙连仲部与日军作战，歼灭日军七十七联队，击毙少将联队长，缴获敌炮２０余门，战马４００多匹。血战１０数日后，于１０月２６日终于败退。 １２０师向雁门关以北地区挺进，雁门关又称“西陉关”，位于山西省代县县城西北２０公里的雁门山中，与武宁关、偏关明朝称其为长城上的“外三关”。关城依山就险，有“九塞尊崇第一关”之称，也是大同通往太原的战略要道。日军在进攻忻口期间，每天通过这条要道向忻口方向运送增援部队和武器弹药。为了支援忻口的中国守军作战，１０月１８日，八路军第１２０师３５８旅７１６团在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设伏。上午１０点左右，日军运送步兵的５０余辆汽车由北驶入八路军伏击区。这时，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八路军第７１６团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不久，由阳明堡方向驶来日军２００多辆汽车。第７１６团分兵阻击，双方激战至夜。由于日军又不断增援，第７１６团主动撤出战斗。此战共击毁日军汽车百余辆，毙伤日军５００余人，并强占雁门关，收复宁武、平鲁、井坪等地，截断敌人在同蒲路北段的后方联络线一度切断日军通往忻口的交通运输线。 １０月１９日，第１２９师乘夜袭击了日军在代县阳明堡的飞机场，毁伤敌人飞机２４架，歼敌１００余人，削弱了日军的空军力量和运输力量，从而使忻口正面日军缺乏补给，攻势爱挫。 八路军的这些战斗，大量牵制、消耗了敌人的兵力造成了敌人增援和补给方面的极大困难，有力的配合了友军的作战。迟滞了日军的前进，使得同蒲路北段的国民党部队，得以安全撤退。 １０月２７日，日军突破娘子关防线，进而攻占了阳泉、榆次，威胁忻口和太原侧后方。１１月２日，忻口中国守军奉命退守太原。忻口会战经过半个月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大小战斗４０余次，打死打伤日军２万余人，使敌久攻不下，不能直取太原。此役国民党军队伤亡也达１０万以上，其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和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等将领英勇阵亡。１１月８日，太原才告陷落。 １９３８年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军长李默庵等人专程到吕梁山下拜见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等，感谢八路军“对于忻口战事有极大帮助”，盛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 在忻口战役即将结束时，共产党中央就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了安排。十月初由杨成武率领的独立团夜袭了长城重要关隘白石口内的涞源县城，随后又占领了长城沿线的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源、易县等县城，并向平汉、平绥北段挺进，在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打开了局面。忻口战役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指出：至此，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转入主导地位。在新的形势下，共产党领导的三大主力逐渐向敌后战略展开，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创立抗日根根地。当时三个师分为四大块，依托於太行山、恒山、吕梁山、管岑山、燕山山脉，在长城内外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争。１１５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地区；１２９师开赴太行山南部开辟晋东南地区；１２０师在贺龙、关向应等人的率领下，开到管岑山晋西北的宁武县、朔县一带，开展雁北游击战。１９３８年２月, 在反攻太原时，该师除完成破坏敌人的交通任务外，并打垮了日军的大围攻，收复宁武、神池等７个县，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７月，派遣李井泉率领新组建的１２０师大青山支队，从晋西北出发向绥远挺进。于９月初到达大青山大滩地区，与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蒙汉游击队会合，开展游击战争。９月上旬，首战陶林、歼敌一部，再克乌兰花，全歼伪蒙军和保安队１８０余人。９月底，向绥西挺进，先歼灭日伪军１０００余人。到年底初步开辟了包括绥西、绥南和绥南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从而奠定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基础。聂荣臻率１１５师一部开辟五台山周围的晋东北地区和太行山中北部的晋察冀边区。 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１１月７日，在五台山石嘴的普济寺成立了聂荣臻为司令兼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相继成立了以黄敬为书记的晋察冀省委。并且设立了４个军分区及党的特委，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７日，军区领导机关就迁到太行山上龙泉关长城附近的阜平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边区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代表着边区３９个县政权和１０００多万人民。 晋察冀军区的建立，大大振奋了这一地区军民的抗战精神，得到的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饱受国破家亡之苦的人民群众涌跃参军，使晋察冀的武装部队得到迅速的发展。相继建立了冀西、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冀察、察北、察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１９３８年４月整编冀中各抗日武装和由吕正操率领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为军分区司令兼冀中军分区司令；这一年还派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冀东长城内外的２２个县的各抗日武装、国民党部队和广大工人，农民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抗日大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数突破２０万，光编入武装部队的战士就达１０万人。这些起义军会和第四纵队一度攻占了长城上重要的军事要地遵化、蓟县，卢龙和乐亭等县城，给日伪军以极大的打击，建立了冀察热宁军区，在长城内外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冀东大起义失败以后，在１９３９年２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平西成立以肖克为司令的冀热察挺进军，统一了抗日根据地武装的指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武装部队、民兵及人民群众与日伪军周旋于长城内外，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和“扫荡”，在战斗中还建立了冀热辽、平北、平西等根据地，使河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日本侵略者不会容忍根椐的发展和壮大，１９３８年九月二十日，日军以五万多兵力，分多路向五台、冀西山区进攻，遭到了边区军民沉重打击，经过４８天战斗，经过一百多次的大小战斗，毙伤日军旅团长、大队长以下５２００多名，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日军损兵折将，不得不狼狈逃窜。 八路军在各根据地正规部队与新建立起来的游击队、民兵活跃在长城内外，重山峻岭和青纱帐及水泊之中，四处袭拢敌人，断敌交通，恢复城镇，在有利的条件下也进行一些运动中的歼灭战，消耗了敌人大量的兵力、财力和物力，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这些根据地像一把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华北的各战略要点，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牵制了大量日军主力，使“速战速决”、“三个月战领中国”的企图化作梦想，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１０月，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陷入持久战的困境，各种矛盾明显的暴露出来。 为了摆脱困境，日本侵略调整了政策，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压力为辅的政策，基本上停止战略进攻，而集中侵华日军主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敌后战场。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号称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规秀率第二混成旅团孤军从张家口进至涞源，深入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区，妄图攻破长城白石口、黄土岭口防线向银坊、走马驿进击。 从涞源到银坊的路上，是一片连绵险峻的大山，明代长城就横在涞源县城南面的崇山峻岭之上。出涞源县城，经过长城上的白石口，再往南才能到雁宿崖和银坊，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光秃秃的险峻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晋察冀部队决定在这里打一次伏击战。聂荣臻、杨成武指挥了这次战斗。战斗布署是：一分区部分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箝制和阻击插箭岭、灰堡之敌，二团团长唐子安、政委黄文明，三团团长纪亭榭、政委袁升平分率两团埋伏于雁宿崖东、西两面，以曾雍雅、梁振中率领的三支队在白石口诱敌深入，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一团由团长陈正湘、王道邦率领，从东北插至白石口截住敌人退路。 １１月３日清晨战斗打响，进攻日军囗村宪吉率领的一个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共六百人，被游击队顺利地诱入伏击圈，外于我军的严密包围中。下午四时，我军发起总攻，一团和二团的各一部突入雁宿崖村，经过短兵相接的博斗，把村里的敌人全部歼灭。最后固守在雁宿崖一个小高地上的炮兵负隅顽抗，三团部队冲上高地与敌展开肉博战，把敌军压下沟底，日军除十三名被生俘外，六百多人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 雁宿崖的歼灭战，使阿部规秀大怒，于１１月４日，阿部规秀亲自率一千五百多日军，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消灭我军主力，以挽回“皇军的体面”。这次的战斗布置是：以小部队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日军，把他们引向银坊，使其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三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口有利地形后，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为确保这一歼灭战的胜利，又增加了一部分兵力，由二十团团长陈宗坤、政委宋振声，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政委张如三，炮兵营营长率领。１２０师师长贺龙派出杨嘉瑞团长率领的特务团归一分区指挥，这个团与一分区的三团作为预备队。与此同时，布署２６团团长詹道奎、政委尚英，３４团团长马辉、政委黄连秋率所部箝制易县、满城、徐水的敌人。 １１月５日，阿部规秀率队向白石口进发，三支队诱敌成功，日军紧追至银坊，末发现我军主力，便放火烧了银坊一带的民房。６日晚间，阿部规秀率部进入黄土岭口一线。聂荣臻命令杨成武，如果日军７日还继续沿黄土岭东进，我军即利用这一带有利地形全线出击。六日夜，我军参战部队完成了对敌包围的行动。 １１月７日，日军主力从黄土岭口出发，顺山沟向东运动。下午进入我军伏击圈。一声令下，我军发起猛烈攻击，首先击毁日军电台，敌人受到突然袭击，阵势大乱，急忙抢占几个山头，企图突围。我军及时缩小包围圈，与敌人展开山头争夺战。此时日军在黄土岭口与上庄子之间的一个指挥部，被一分区炮兵营发现，用迫击炮对其进行轰击，阿部规秀即在这个指挥部，在炮击中毙命。 战斗至８日，残余敌人准备突围，日军又空投了新的指挥官。此时，保定增援的敌１１０师团已经到黄土岭口以南，涞源的增援敌军也赶上来了，四面八方的敌人都赶来解围。为了我军及时跳出敌人包围圈 ，我军立即主动撤离战场。 击毙日军中将以上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日军对此十分震惊。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在阿部规秀的追悼死者挽联上写下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日本的《朝日新闻》，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的例子的”。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也参加了这次战役的伤员救治工作。他在这次战役前夕，为救治伤员受到了至命的感染，但还是带病参加了这次战役。在炮火中为大量伤员做手术。病情恶化后，还在坚持，直到战斗结束才下战场。当人们用担架把他送到唐县黄石口村时，病情已严重恶化，两天后，也就是这次战役后的第四天，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２日，白求恩同志不幸去世。 １９３９年冬至１９４０年春，国民党军队对日发动的“冬季攻势”中也取得了一些局部战役的胜利，在华南，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国民党第五军在杜聿明军长的率领下，经过半个月的激战，在１２月３１日收复昆仑关，全歼号称“铁军”的日本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以下官兵４５００人，取得了“昆仑关大捷”；在华北，１９４０年２月下旬，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在军长傅作义的指挥下，掘开黄河大堤，淹没日军占领的秦、汉长城上的重镇五原城，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陷于瘫痪，而后夜袭五原城，歼灭日本皇族水川中将等日伪军４０００余人，收复了五原城。从此以后，随着国民党内的对日妥协派发展到汪精卫叛国投敌和反共势力的抬头，国民党军队又逐渐消极抗日，还不断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生磨擦。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抗日武装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力量。 １９４０年６月，日军２万余人对晋西北根据地进行夏季大“扫荡”。晋西北军民经过１个月的连续战斗。在静乐县米峪镇等与敌作战２５０余次，毙伤日伪军３０００余人，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的巩固。 １９４０年８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一次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 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２日，总部发布了《关于大举破击正太铁路的预备命令》。根据命令，晋察冀军区负责破袭正太路石家庄至平定段，袭击重点为娘子关到井陉煤矿段及两侧地区。另外，命令中还要求，晋察冀军区对管区内的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石德路、沧石路等铁路，公路进行广泛的破袭，以阻止日军的增援。 天险娘子关是正太铁路冀、晋两省交界的咽喉。抗战前，国民党就在这里修了不少工事，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被日军占领后，又依据险峻的山谷，加修了四个大堡垒。守卫娘子关的日军是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在关下的村子里还驻定了一部分伪军。 按照总部的命令，８月２０日晚十时发起攻击。这一天，正赶上下雨，部队冒雨从井陉一个叫洪河糟的山村，穿过山间小路，在黄昏前秘密运动到日军鼻子底下。由于战前的充分准备和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日军始终没有发现。 进攻娘子关的布置是：右纵队袭破乱柳至娘子关段，奏效后向阳泉方向扩大战果；中央纵队指向娘子关至微水段及井陉煤矿；左纵队攻击微水至石家庄段的据点。战斗开始的当夜，担负主攻任务的右纵队五团，潜入娘子关村解决了伪军，然后依托村庄，向据险顽抗的日军强攻。在陡峭的山坡上，战士们冒着浓密的火力，向娘子关敌人的堡垒仰攻，经过三个多小时反复冲击，在天将黎明时分，终于占领了娘子关城。而后，乘胜破坏了关城东面的铁路桥，收割了大批电线。２１日，日军援军赶来，我军破坏了堡垒工事后，主动撤离了娘子关。 百团大战历时３个半月，八路军总计进行战斗１８２４次，毙伤日军２０６４５人，伪军５１５５人，俘日军２８１人，伪军１８４００余人；消灭敌伪据点２９９３个；缴获长短枪５４００余支，轻重机枪２００余挺以及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９４８里，公路３０００公里，轿梁、车站、隧洞等２６０处。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０日，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两院说“昭和十五年重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大规模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８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 据统计，从１９３９年６月至１９４１年５月，八路军共毙伤日军１４．５万余人、伪军６万余人，共计２０．６万余人；俘日军１４００余人，伪军３．８万余人，伪军反正３．２万多人；缴获长短枪７．５万余支，轻重机枪１４００余挺，各种炮２００多门。 １９４１年，日本妄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大东亚战争”的基地，继续南进。在华北和华中推行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华北地区是强化的重点。 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２年，日军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兵力在１０００人以上的达１７４次，其中１００００人以上７００００人以下的３３次，总共使用兵力达８３００００人。 １９４１年八月１５日，日本调集１３万大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华北解放区进行了一次号称“百万大战”的大扫荡，企图在四个月之内消灭八路军于长城两侧。晋察冀军民开展了正规军、地方军与广大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游击战战争，他们采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方式与敌人周旋在长城内外，深入敌后，坚壁清野，诱敌深入，饲机歼灭敌人。战斗中出现了“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事迹。在３个月的反扫荡斗争中，与敌作战８００多次，毙伤日伪军８０００多人；破路８００余里，毁敌火车３列，到１１月就彻底粉碎了这大扫荡。扫荡失败后冈村宁次承认说“肃清八路军非短期间所能奏效”。 经过华北解放区和游击区军民的共同努力，粉碎了日军的的“扫荡”和“蚕食”，渡过了艰苦的１９４２年，解放区和游击区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１９４２年春，日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１个月的“扫荡”，在兴县、保德被八路军歼灭５７０余人后被迫撤退。５月中旬，日军又纠集７００余人再次奔袭晋西北军区机关所在地兴县。军区指挥机关先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然后集中主力相机歼敌。５月１９日至２０日围敌于田家会地区，歼灭日伪军５００余人。 １９４４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向前发展，中国抗日战场也开始了局部反攻。国民党军在湖南、广西、江西、广东、河南、内蒙等地进行了局部反攻，第十战区李品仙部收复内蒙长城沿线的包头、归绥等地。 自１９４４年春，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战场都开始了对日伪的局部反击。在１９９４４年一年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共毙伤日伪军３．８万余人，俘日伪军３．４万余人，伪军反正、投降３０００余人，收复县城１１座，光复国土２６０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５００多万；晋察冀解放区攻占据点１５００多个，一度攻占赤城、广灵、肃宁等２４座县城及五台山，攻克独石口、紫荆关等长城上的重要关口，曾两度攻入石家庄和保定等城。１９４５年春、各军区根据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缩小解放区”的指示，开展了春季攻势，晋察冀军区在春季攻势中，作战６５６次，歼灭日伪军４８００余人，攻克长城沿线的灵丘、怀安和任丘、河间、饶阳等十座县城，拔除日伪据点数百处。晋绥军区部队在１９４５年２月中旬至４月中旬发动了对主要公路沿线之敌的攻势作战，首先夺取离（石县）岚（县）公路沿线敌人据点，并向神（池）五（寨）、忻（县）静（乐）公路沿线之敌出击；同时对该地区敌人孤立突出的据点加紧围困。先后收复方山、岚县、五寨３座县城，攻克据点５４处，毙伤日伪军１５９０人，俘虏、瓦解日伪军８１０人。同时，大青山部队也进行了攻势作战。 从１９４５年５月，各军区展开了夏季攻势。晋察冀军区部队，从５月１２日开始发动夏季攻势，至７月底，先后进行了察南、雁北、热辽、子牙河、大清河北等战役。共歼灭日伪军近万人，攻克和逼退敌人据点３００多处，攻克涞源和、献县等县城并逼近平、津市郊，使冀察、冀晋新解放区相连接，为进军东北建立了前进阵地。 １９４５年６月中旬，晋绥军区部队也发起以夺取忻（县）静（乐）、神（池）义（井）公路沿线敌军为重点的夏季攻势。首先围困静乐县城，并向公路两侧之敌展开进攻，歼灭守敌并炸毁桥梁２０余座，在神义线上，挖断公路５０余处。 １９４５年５月希特勒德国投降，８月８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联红军１５０万人，沿中苏、中蒙、中朝边境３５００公里的战线，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盘据我国东北、华北的７０万日本关东军的３０万伪军进攻。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８月１０日，朱德总司令代表延安总部发布命令《限令缴械投降》。共产党领导的各部队和抗日力量，开始向日伪军进行大反攻。８月２０日，晋察冀军区主力一部，为夺取长城上的战略枢纽、伪蒙疆政府首府张家口，配合苏军在张北地区的作战，向拒不投降的敌人发起进攻，至２３日终于收复了被日寇占领了８年之久的张家口市，歼敌２０００余人，活捉伪蒙政府副主席于品卿。缴获各种枪１万余支（挺），各种火炮５０余门，弹药５００余万发，军马１万余匹。８月２４日占领阳高县城，８月２５日攻克下花园镇。 ８月１３日，晋绥部队收复兴和县城（今属内蒙古自治区），８月２０日收复重镇集宁市。 ８月１５日，日本已宣布投降，但山海关城内的日伪军２０００多人拒不向八路军投降，成为我军挺进东北的障碍。晋察冀、晋绥军队经过１０天作战，打下张各庄、樊各庄、海洋镇、柳江、石门寨、九门口、前所等敌人据点和交通要道，切断了日军和东北的联系，使山海关成为一座孤城。此时，苏军也从赤峰南下，到达山海关，我军和苏军多次向守城日军发出通牒，但日军仍不投降，于８月３０日下午五时，我军在苏军炮火的支援下向山海关发起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军将红旗插上“天下第一关”城楼，黄昏时，除少部分日军逃跑外，城内的日伪军全部被消灭。打开了向东北进军的门户。 |